9月27日有两条新闻颇值得玩味：一条是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正在瑞典驻华使馆当一名实习生。这位未来的女王在实习期间，除了办公桌的名牌上有“公主殿下”四个字之外，并无其他特权（9月27日《人民日报》）；另一条是北京公路巨贪毕玉玺的儿子毕波，因为帮助父亲转移赃款而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9月27日《中国青年报》）

　　也许简单地对这两件事情进行类比，说服力并不充分。但我想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不会有误：两个同样属于各自国家的上层家庭，秉承的价值观却迥然不同。瑞典王室希望下一代能够获得更多经验，更多的责任感；而毕玉玺呢？仅仅是希望儿子能够得到更多的钱，但最终得到的，却是一副手铐。

　　改革推动了社会分化，中国社会已然分化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显示，目前中国社会可以被分为十大阶层。但在我看来，这种不同阶层之间的区分，仅仅是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而在价值观方面，却混沌不清，没有分层。毕玉玺虽然跻身于十大阶层顶端的“国家与社会管理层”，但其行为表明，其道德水准和社会最底层的流氓无产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可能更糟。

　　从约束人的行为的角度上来说，价值观是制度之外最重要的“软力量”。因为价值观所要解决的，就是人们对事物的重要性的判断，就是人们究竟“相信什么，想要什么、坚持追求和实现什么”的问题。居于社会上层的人，没有与其地位和责任想匹配的价值观，这是近年来官员中出现大面积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夫妻、父子、父女、翁婿同判刑”的家庭腐败案频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些腐败案中，家庭中的每一个人，惟一关心的是如何才能“安全地腐败”，极少有人会对腐败本身提出质疑。换言之，他们并不认为腐败是一种“恶”，所以在进行腐败活动时，从来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作为公众来说，当然不能把腐败问题的解决寄托在“国家与社会管理层”价值观的改善上，但作为“国家与社会管理层”本身，却必须对自己价值观的错位有所自省。因为价值观的错位，必然导致行为方式的错位；而行为方式的错位，获得的是眼前的物质利益，摧毁的却是自己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现在还有多少人尊重一个官员，一个富人？别说尊重了，很多时候甚至是痛恨他！这种自掘坟墓的做法，难道不是非常危险吗？

　　瑞典王储的实习和“衙内”毕波的获刑，折射出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家庭，在教育子女问题上的不同做法和不同结果。现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管理层”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与国际接轨”，既然如此，那就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在价值观层面，向国外学习一下，如何？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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