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

　　“一些人有权干另一些人无权干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后者缺乏什么客观品质，不，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他们的善良意图，他们的思想遭到了怀疑。”

　　“即使公民起来反对国家机构，反对政府，道德的国家还是认为他们具有国家的思想。可是，在某个机关自诩为国家理性和国家道德的举世无双的独占者的社会中，在同人民根本对立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就是普遍而标准的思想的政府中，当政集团的龌龊的良心却臆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律，来惩罚思想，其实它不过是政府官员的思想。”

　　上面三段我特意加了引号的文字，读起来有点累，但它却是马克思写的，摘引于他老人家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咱们一直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想必，这篇不杇著作也属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组成部分吧。

　　接着写“皖南事变”中的新闻旧事，当年为避免《新华日报》开“天窗”，周恩来愤笔写下“江南一叶、千古奇冤，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再写写浙江临海市当局与《新华社》打“口水仗”。先是《新华社》出招，发布《浙江临海：政府图政绩 学校比气派》，背后是负债数个亿，回头再向学生家长摊派,弄得天怒人怨。随即临海当局接招——为全面反击一篇群众叫好的批评报道统一布置舆论战，该市报纸电视台以教育乃临海的一张“名片”为主题，歪着脖子为地方当局大唱赞歌。就这么着市里还不解气，威胁“谁把问题捅出去就‘严肃处理’谁”。《新华社》也不是省油的“灯”，老虎难打不是，打苍蝇可不含糊。于是该社记者再度出击，临海的“名片”成为了一场令地方当局难堪的“明骗”……

　　“东方”有报纸比西方迟，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明火执仗的“普鲁士”很难再在西方生存。而在“东方”，“普鲁士”们仍然查你没商量。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今日的“开放年代”。

　　古今中外，有事实为证，凡文化昌盛、思想繁荣多元的地方，一定是软实力强的地方。同理，凡是“普鲁士”们“活跃”的地方，一定是文化萎缩、思想僵化、精神支柱缺失的地方，也一定是软实力令人汗颜的地方。

　　前两天《人民日报》有则报道，国务院新闻办高官吴伟出席“2005北京国际出版论坛”时承认，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是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100倍。文化产品贸易的巨大逆差，正阻碍世界了解中国。敢于直面现实要得，但我也唠叨几句，从早年输出“革命”到后来的“外宣”，国家可没少花费银两哟！

　　也许我寡闻，咱还是第一回听到高层讲“文化产品贸易”这个新词汇，对比有点一厢情愿的“外宣”，这可算得上一次思想解放。如何克服文化产品贸易巨大逆差（对“五千年文明古国”实乃耻辱）呢？有学者献策“学习发达国家的营销经验建立出口渠道”……

　　此言就事论事。“西风东渐”内容为王，当代中国文化产品输出，也得以内容为王。有了洋人乐意掏钱消费的内容，咱才能逐步建立渠道并积累经验。而以内容为王，就得先减少“普鲁士”的困扰。若一时做不到，至少要对“普鲁士”作点限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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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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