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的生存底线到了一个危险的程度，就必须通过缜密的立法尤其是严格的执法，通过各种政策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力量，使政府与社会的关注努力向“最有利于最不利者”的方向倾斜。

　　“王斌余悲剧”的发生，有其长期累积的个人压力和社会原因。这里且不论他是否该杀，但以王斌余为代表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却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他17岁出来打工，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收入微薄，也享受不到医疗保险。这两年他挣得多一些了，但干的是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王斌余和弟弟出来打工已有十来年，家里的经济状况并无根本改观，两个人都还没娶上媳妇。王还经常遭到打骂和羞辱，据他弟弟说，他从来不还手，一直忍气吞声，直到这次突然爆发，连杀四人。

　　不久前《南方周末》还报道过一位来自广西偏僻小山村的打工者、20岁的阿星，在7月8日晚激愤之下杀死工厂主管后自首。从15岁到19岁，阿星一直在东莞一家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但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300多元。”

　　上述状况不能不引起特别关注。这里且不谈这种待遇给他们带来的人格被辱和尊严受损，暂只谈生存问题。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在我看来，我们与其更注意这种差距的顶端，不如更注意其底端，即关注贫困的底线，关注这种底线到底有多低。换句话说，更需要我们注意的不是最富的人有多富，而是最穷的人有多穷，而这些最穷的人又有多少。对于这最穷困的状况，又要特别关注它是否低到了接近生存极限的地步，这包括两个方面的观察：一方面是看消费生活状况是否已难于维持人的正常营养和基本健康，乃至于使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冻馁而死；另一方面则要看衣食的谋取状况，看为基本的饱暖所要付出的高强度、高污染和长时间的体力劳动是否已到了直接摧残人的身体以至心智的地步。

　　前一种情况比较触目惊心，往往是在灾荒和动乱年间发生；而后一种状况则比较隐蔽，常常潜伏在一个和平社会和发展国家的内部。但正因此，也许才更值得警惕和注意。

　　如果说生存的底线已经低到了使一些人很难正常活下去，觉得前途没有什么指望的地步，那么，即便它涉及到的不是多数人，这种关注也应当作为议事日程的优先项来考虑。一个正常社会必须努力提升这一底线，使所有生活在这一底线上的人们也都能过一种人的生活：起码过一种不仅有温饱、也有一定闲暇的生活；进而过一种符合人的体面、人的尊严的像样生活。否则，就不仅将使社会蒙羞，也带来现实的危险。

　　去年年末，深圳宝安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抢劫事件。尤其让人震惊的是2004年12月17日夜的抢劫事件，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人许国亮等17人，在抢手机时砍掉了多个受害人的右手。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4年就有40余名温江村青年被深圳、东莞等地警方抓捕。作为老乡，阿星认识这里面的一些人，甚至在他们过往时请他们吃过饭，但他一直没有参与这样的“砍手党”。他被认为是村里少数几个正经打工的人，他也希望一直做这样的人。然而，在一次偶然酒醉旷工被开除扣发工资、主管逼骂时，他突然被激怒而出手杀人了。

　　有时是散漫组织的集体行凶、有时是纯粹个人的铤而走险。凡触犯刑法者自然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和相应的惩罚。然而，我们从这样一些刑事抢劫和杀人个案中，却可以听到在生存底线上挣扎的人们的曲折呼声。

　　问题还在于，我们又并非处在一个相当匮乏的社会，并非对这些人的不幸状况无能为力。这里甚至可以借用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描述上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的一个概念———“丰裕社会”（affluentsociety）来形容当今中国的某些方面。“丰裕社会”的意思是指这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比较充分地涌流，许多人过上了较以前富裕得多的生活，生活消费领域已经不止是满足自然需求，而是业已进入由商家以广告来不断创造新的需求的时代。

　　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飞速崛起，以致可以说它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已开始具有一个“丰裕社会”的特征，呈现出不断“创造需求”的繁荣气象。但另一方面，也还有少数人可能连基本的自然需求也难于满足。如果对此冷漠处之，就会有双重的匮乏存在———即需要被救助者的物质匮乏和本可救助者的精神匮乏。而且，恰恰是前一种“丰裕“使后一种“匮乏”变得更加触目惊心。

　　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提出的正义原则中有一条叫“差别原则”，意思是可以允许贫富差别，但允许的前提条件是：这种差别应当是“最有利于那些最不利者”的。罗尔斯这一正义原则是否能适用于所有社会可以再议，但它至少给我们一个启发：如果一个社会的生存底线到了一个危险的程度，就必须通过缜密的立法尤其是严格的执法，通过各种政策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力量，使政府与社会的关注努力向“最有利于最不利者”的方向倾斜。

　　最令人担忧的也许还不在于一种与“丰裕”形成强烈对照的“相对贫困”，而在于它同时也是一种下触到生存底线的“绝对贫困”或“极端贫困”。哪怕这种极端贫困只是涉及到极少数人，也应当使其他人寝食不安，就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胞。而这里还可能有一种危险，即极端贫困者虽然也常常是极端弱势者，但他们也可能突然改换一种语言，用绝望的暴力“说话”，毁人而又毁己。所以，今天致力于“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中国的确需要自我警告、自我提醒，尽快提升社会的生存底线———为了整个社会，为了所有的人。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持续关注：民工王斌余连杀四人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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