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余杀人案引起激烈的争论，其实是价值系统混乱的反映。即便是一些所谓法律专家，也不能坚守自己应在的价值系统，而有意无意地在不同的价值系统间跳跃穿梭。

　　和很多农民工一样，王斌余讨不到他应得的工钱；和他们不一样的是，王斌余愤怒之下杀死了前往劝架的工友苏志刚及其亲属共4人———据报道，当时的劝架行为乃受包工头吴新国之托，也符合包工头安然酣睡的意图，因此换一种描述，也可以说是受尽欺侮的民工杀死了包工头的“帮凶”。事实上，王斌余也追杀了“元凶”吴新国本人，只是力有不逮，未能如愿。

　　从民间复仇的立场上看，王斌余的出手，自然是为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农民工大大地出了一口恶气。从暴力革命者的逻辑上讲，王斌余的匕首更是闪烁着正义的光芒，他是一个勇敢地面对邪恶势力的英雄。

　　但是王斌余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在一个致力于现代法治建设的社会系统中，他的行为的逻辑解释和应得的处置。

　　在讨论具体问题时，这是一个必须达成一致的前提，或者说是必须作出的一个选择。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应该首先讨论这个前提，即应该作出何种选择。否则，大家在各自的理论系统中说话，或者在混乱的系统中互相跳跃穿插，讨论就没有意义。

　　借用丘吉尔阐释民主的话来说，法治并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在现有的选择中，它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这“不是最好”的意思中，就包含着很多让人遗憾的地方。比如，它禁止私刑，而代之以公权力的裁决和惩罚。法国作家梅里美在小说《高龙巴》中，讲述了古老的复仇方法如何痛快，而对曲里拐弯的现代文明表达了遗憾。古老的复仇方法，一旦找到了目标，往往成本低，效率高，而且当事人心理报偿得以最大化。正因为复仇有其合理的地方，所以即便是在近现代，它在中外都直接或者变相地保留了很长时间。但是它毕竟和现代法律的实践相冲突，所以最终退出主流社会。

　　有人提出王斌余讨薪时法律不在场，权利没有得到及时的保障，而事后法律反应迅速，所以不公平。其实这也正是现代法治的遗憾之一，即事后追究制。事前防范往往与有罪推定发生联系，比如预设农民工容易犯罪，就事先将他们赶出城市。本案中的死者，在生命遭到威胁时，法律也没有在场及时救助。

　　还有人指出，禁止私刑的前提是，“公权力能够足够有效地实现公平正义。如果这个前提不具备，或者受动摇，那么惩罚私刑或报仇行为，就不具备充分的正当性”。这种显然是在乱说，因为在任何时候，公权力恐怕都不敢打保票说已经“足够有效地实现公平正义”了。作为一种“最不坏”的制度选择，有效也是相对的，而且是在公私权力让渡的互动中实现的。

　　选择一种制度，也就是选择一种价值系统，其结果必然是要让社会成员作出一些放弃或者让步。现代法律制度，无论方法还是原则，显然与私刑和暴力革命分属不同的价值系统。其中相冲突的部分，就必须服从已经选择的法律制度。

　　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只能在单一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中运行。恰恰相反，因为法治的永远不完美性，社会应该存在与其不相冲突的其他补充部分。比如农民工以及所有穷人的处境问题，如果宗教和迷信是被禁止的，那么就应该鼓励合法的社会第三部门对其进行救济。

　　□长平（上海媒体从业者）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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