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文化”被搞得很庞杂神秘。在文化人类学的鼻祖英国的泰勒爵士那里，文化的定义很简明，所谓文化就是人类生存系统的总和。尽管文化学自泰勒后，已有二百年历史。但我还膺服泰勒的观点。比如中国的文化，若站在百姓生存的立场看，可以称之为“恳求文化”。这“文化”可以追溯到《诗经》以上及更远，什么叫恳求？

　　《硕鼠》篇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这就是“恳求文化”。

　　文化既然是生存系统的总和，当然需要很多“配套（件）”。“恳求文化”也是这样。比如我们很熟悉的“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配件之一。这本是有良心的封建小吏的自勉，不过由于这是“自选动作”而非“规定动作”，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说说而已。尽管是说说而已，也仍有“价值”，因为连这都没了，岂不彻底绝望，要出大乱子？

　　也因此，与“恳求文化”配套的还有个更重要的东西——“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其实一句话就可概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统治者的自警，怀柔的本意并不是道德修养到一定高度的内心诉求，而是知道“恳求”变成“绝望”的极度危险。慈禧太后还高度重视过小白菜的冤狱——口头批示重审呢。

　　弱势阶层一副恳求状，是因为无力抗拒，只能寄望于权势者天良发现。但权势者的天良是不大容易发现的，偶尔有几个能以“卖红薯”自勉的，便成道德楷模，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矗立在草民心中。但一个清官能让许多代念念不忘，说明“清官”纯属稀有品种，是不能指望的。所以站在现代的立场上看，清官文学越盛行，就越说明草民处境糟糕。

　　所以，什么时候“清官文化”在中国彻底破了产，中国的事就好办了。

　　中国的事现在还很不好办。所以有这样的说法：“要把老百姓关心的事，当做大事来抓”。

　　这是不是有些莫名其妙？更莫名其妙的是人们似乎还要为这说法感激涕零。当然，由于所受教育不多，要中国百姓全都能理解“未经纳税人同意的征税就是暴政”不但有困难，拿着这样具有高度真理性的格言与权势者理论也还不具备“可操作性”。

　　比如农民遇到“三乱”。害怕“三乱”的农民现在还不得不依赖恩赐的“明白卡”，上面写明什么费用该交，该交多少。只要没未列入的项目，农民可以拒绝。

　　但权势者滥用权力造成的乱子何止有三，简直一抓一把。

　　每年春节前后，都有几千万流动在全国各地的民工苦于火车站司售人员、站前派出所的警察与票贩子勾结，总是要期待有份量的人物说一句：“要把老百姓关心的事当作大事来抓”。

　　老百姓关心的事太多，不可能都“被当作大事”。所以许多事情的大小，最终要取决于自己。比如为电信局多收了几块钱，你若忍气吞声，这就是小事；若执意打官司这就是个大事。

　　什么时候，中国的百姓都有了这种“小题大作”勇气和韧性，如果中国人早有“端起碗来吃人，放下筷子骂娘”的习惯，那“中国就早不是现在的中国了”（鲁迅语）。

　　也因此，在我看来，20世纪之中国的最伟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民告官”开始成为正常现象，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真正有了朝公民社会转向的可能。这意味着许多人开始有了真正的觉悟。

　　说起“觉悟”这东西，中国人也不陌生。但从前所谓的“觉悟”，不过是“洗脑”和“统一思想”的代名词。

　　以制造文字狱出名的雍正曾搞过一本与反清知识分子辩论的《大义觉迷录》，这书乍看上去有点宣扬“真理愈辨愈明”的意思。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为“提高民众的觉悟”，竟屈尊把自己放在辩手的位置，真是难能可贵。

　　文革更是制造出“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巨大怪胎。若考虑到这是一方从没产生过像样的宗教信仰土地，就知这表面像开启民智，实为愚民运动的遗产，绝对是亘古未有的奇迹。

　　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历史，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再次宣告马克思抨击普鲁士一文的正确：这世上什么都可以“统一”，连拉屎放屁都可用统一，就是思想不能统一。

　　当然，现实并不会因为2001年1 月1 日这个“绝对新纪元”的来临就能脱胎换骨。

　　“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要改成“不与民作主，必须卖红薯”还需假以时日。

　　“领导干部要自律”、“请各单位自查在某方面是否有违反乱纪行为”这曾经多次出现的可笑说法还有可能出现。

　　“领导干部的子女不得经商”：“礼品价值超过几何必须上交”等陈词滥调，还会持续甚久，需要“三令五申”。即使更可笑的“领导要管好身边的人”也不能完全说是官样文章，因为这本身就指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领导本人要是不管的话，别人就很难有辙了。

　　什么叫觉悟？这就叫觉悟。

　　有个杂志刊登过这样一组“人民语录”：“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办公”就是休闲，“验收”就是宴会，“检查”就是喝醉，“研究”就是扯皮，“协调”就是勾兑，“实事”就是摊派，“政绩”就是神吹：“数字”就是瞎编，“汇报”就是掺水。

　　20世纪的最后20年，腐败成了全中国人关心的头号问题。尽管腐败从来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再不信什么“自律”、“自查”，不但不信，甚至对某些徒有形式的规章制度嗤之以鼻，这绝对是中国人觉悟的证明。

　　去年初去海南，偶然得知有个已经下野的“老相识”（本人原供职单位的部级高官）高某正在那盖别墅。据一参观过这别墅的熟人说，高某自称别墅是用官拨经费所盖，是待遇。

　　这经费来源之虚实不得而知。就算是“保留待遇”（这是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那么它与“申报”的关系如何？

　　曾问过几个老同事是否知悉高氏别墅，他们均说不知。他们不知早在意料之中，有此一问，不过是想告诉他们有这件事而已。因为想到“申报”的操作性，我就琢磨，若非偶然，我又从何知高氏别墅的存在？从何得知高氏别墅是否申报？更不用说弄清这别墅是“待遇”还是赃物了。

　　《三国演义》说，曹操大破袁军，缴获许多官员私下写给袁绍的献媚信，曹操没追究那些动摇分子，一把火把这些通敌罪证烧掉了，那些一屁股屎的官员大为感动，曹操此举真是有如再生之德，焉能不死心塌地地为之卖命？其实向来喜欢密布耳目的曹操怎么可能不知那些通敌信件的“作者”，这不过是笼络人心作秀。仅有申报，而没有公开，恐怕也会如此。老百姓非但无由得知哪个是民贼、走私犯，反而是腐败势力由此又加固了同盟。

　　中国近年时有这样的新闻：窃贼入户爆窃，导致大贪官现形；还有诈骗犯用匿名信讹诈贪官的精采故事，且几乎每诈必中。这与曹操的做法相反相成，是一体两面。曹操是巨奸，做的是“长线投资”；后者是小鬼直接到贪官的小金库挤提赃款。所谓“猪往前拱，鸡往后刨”，这叫各有各的道。

　　财产申报制度要见实效，显然也需要配套工程，起码得把可笑的“自查”改为“他查”，把“领导要管好身边的人”，改为“打狗不看主人面”？没有这些配套措施，申报制度不会比小偷、诈骗犯更管用。

　　相信这是很多中国人的希望。但“希望”一词又近乎“恳求”了。最近看了不少“展望新世纪”的文章，很多人仍在为人的一些基本需要喋喋不休。真不能不浩叹“恳求文化”的源远流长。所以光有觉悟还是不够的。中国人的生存系统确实需要好好改造了。 原载《华声月报》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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