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极大的题目，一万个大学者写一万本书也不一定能辩出个公认的结果，我这篇千字文只能是一点小杂感。

　　环保意识的强弱与民生状态密切相关。最近媒体在热议麦当劳和肯德鸡快餐店的炸薯条，据说其致癌物质含量严重超标，美国加州总检察长已对炸薯条供应者提起公诉。试想，对于非洲那些正遭受饥荒的国家里饿得奄奄一息的人们，炸薯条是救命的灵丹，哪会管它是否健康食品？我们饿怕了的先辈，一粒饭掉地上也要拣起来放嘴里；如今看不起病的农民，过期了的药丸照吞，他们哪有“那么多讲究”？不是他们命贱，是他们穷！龙应台最近在上海有个演讲，说她20年前在《野火集》里抨击的许多问题，如食品不安全、环境污染严重、市民不讲公德，如今在台湾已有了根本的改观。人们普遍富裕起来了，大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大幅提高，大家都珍惜生命，便有了强烈的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意识，公德心也随之增强。如此看来，当我们鄙视那些进城打工的“外来人口”不讲卫生，不讲公德，甚至要以“素质低下”为由将他们拒之城外时，是不是该想一想，他们为何没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如何帮助他们共谋共享现代健康标准的生活水平？

　　现在有一种情景，就是环境污染的后果已十分明显，严重威胁到当地群众的生存，或无水可饮，或大面积减收，或大比例地发病，受害的老百姓却无力消除污染源，更无力制裁污染制造者。在没有合理合法博弈的条件下，激起了民愤，轻则上访不断，重则酿成暴力对抗事件。这样的案例已经发生不少。前几天在《南方都市报》上看到两幅照片，报道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登塘村村民，因坐落该村的灯具厂排放的油污污染了水渠，双方对受损农田面积的认定相差甚远，村民索赔未果，运来大批垃圾封堵了厂门；村民举着抗议牌示威，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见诸传媒的这起事件，显然只是一起小小的冲突，也不难解决。但举一反三，见微知著，我们应当考虑的是如何建立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解决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冲突。本地政府、上级政府、企业、当地民众、法院等等，诸多方面参与博弈，建立一个平衡的谈判机制，尊重法治的权威，才是正道；否则，留下的不是环境污染祸患，就是社会对抗隐患。

　　我坚信如下的判断是适用于环境保护的：民主的本质是各方的利益诉求通过公开的表达与和平的协商而达成共识；民主实现的关键是程序公正，而民主程序有一整套，选举只是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利应由预设的法律界限来保护，不受多数人的决议所侵犯。对于中国当下，“招商引资”之类决策不能只由怀有政绩冲动的党政官员说了算，应由民意机构认真主持环评听证；受污染苦害的老百姓与排污企业进行博弈的民主权利，应受到政府机关与司法机构的保护。这样两条若做不到，别的就不用说了。

　　据新华社报道，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由于村民抗议破坏环境，邦政府污染控制委员会裁决可口可乐分公司立即关闭设在该邦的一家大型瓶装厂，使村民们在这场历时16月之久的争端中取得了对跨国公司的胜利。发生在印度的这个案例，可以做我们的“他山之石”。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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