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上海电视台名望甚高的股评节目主持人老左说：股市这么个跌法，想想只有这样几种可能。要么经济出了大问题；要么是政治出了问题。可是今年的经济增长7.9%，形势很好啊。十六大也顺利召开了啊。那么股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证券节目的专职主持人老左说他想不通。我更不敢说懂。

　　关于上周的国内新闻，我能看懂也感兴趣的是这件事，曾经约法三章“不题字”的朱镕基总理第三次破戒，又为上海会计学院题写了“不做假帐”。

　　一国总理如此三番五次呼唤会计要遵守基本的职业道德，可见做假之风祸亟寇深已到何等程度；而一任总理面对的是怎样一个难局，也一目了然。

　　当然，仅从朱鎔基总理的题字中，并不能看到造成财务欺诈现象为何如此普遍的原因。这需要另外寻找答案。

　　某教授曾给过一个答案，他用的方式是作了一副对联：

　　上联：上级压下级 一级压一级 层层加码 马到成功

　　下联：下级骗上级 一级骗一级 层层注水 水到渠成

　　横批：不是假账

　　这个答案的精彩指数如何，读者自己去打分。

　　另一个答案是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给的。

　　周道烱曾在一次论坛上说：“中国企业的会计，实在是很难做的！去银行贷款，要将资产做大；去税所交税，要将收入做小；向上级邀功，需将利润做大；欲私设金库，又需将利润隐瞒……”

　　这是中国会计不能不造假的另一个系列理由。按照这个理由所给出的逻辑，我们显然又可以推导出另一串结论：中国的银行很好骗、中国的税务机关很好骗、中国企业的上级也很好骗。

　　当然，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银行的烂帐多、偷漏税现象普遍、上级喜欢假数字，是因为那些能决定放贷的、那些监管税收的、和大大小小的一方官员都是白痴。

　　中国企业的财务造假行为，以上市公司被揭露得最多，最触目惊心。

　　这不奇怪，因为上市公司好歹要比不上市的企业“透明度”要高一些。其报表无论虚实，总是要刊登出来与广大股民见面的。因为要公开，虚假的东西曝光的机会自然也大。

　　于是，围绕中国上市公司报表中的欺诈行为，另一个要害的问题也得到了广泛关注：中国企业报表做假的成本有多大？

　　2000年底，中国上市公司一个接一个的惊天黑幕被捅了出来。结果，我得知揭露兰田股分造假的刘姝威被追杀，那凶犯受到了什么样的严惩？还不知道。

　　在麦科特欺诈上市案中，这个彻头彻尾的垃圾企业耗资1600万，经过造假一条龙作业后，终于把中国证监会也“骗”了，获得上市资格，圈进五亿多人民币。

　　关于如何制止企业的财务造假，曾有很多人提议用重典整治。凡造假和参与造假者，罚到它倾家荡产、甚至杀头。看看还有几个会计和企业法人敢这么干么？仅仅是呼唤“诚信”是不行的，要依法治国、依法治市。难道中国就没人明白这个道理吗？

　　中国人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不过与中国的国情这个“大道理”一比，这些都成了小道理。

　　中国的国情越看越与众不同。

　　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在没有《证券法》的情况下就开张的。因为无法无天，投资者受了造假的骗，自然“无法追究”。后来有了《证券法》，可是不知为什么里面却无一条民事赔偿责任的条款。所以上市公司造假，洗劫中小股民的钱财，也是不用担心经济赔偿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篇报道曾这样描述道，起草《证券法》小组的组长——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解释说：“当初国外有人向我们建议《证券法》的法律责任中应该有一条，规定民事赔偿责任。但考虑到国内一些情况，没有加进去”。

　　你看，当初是有建议的，但这个建议却出于对国内某些“情况”的考虑而牺牲掉了。这个“情况”是什么？不记得厉经济学家是否说过。

　　这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如厉以宁等名声显赫的经济学家更是备受瞩目。本人对他的理论贡献就一向甚为关注，尤其是对他的“婴儿尿床说”印象深刻，曾几次拍案叫绝。

　　2001年，中国股市暴跌，上市公司造假黑幕一桩桩暴露，结果引来一场中国股市的大论战。

　　在这场大论战中，厉以宁表态说，中国证券市场是新生事物，是“婴儿”。“婴儿尿床很正常”。

　　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让我佩服的不多。厉教授是个例外。这不仅是因为厉教授在理论之外还有很深厚的实践功底，还因为像他那样有勇气以“婴儿尿床”这么通俗的比喻展示中国上市公司里比比皆是——已经达到“集体尿床”境界的财务造假的欺诈行为，不曾见过第二个。能有如此境界，想必是对中国的“国情”有着极为深刻的把握。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除了道德呼唤，只能等着这些集体尿床的婴儿喝足了奶“长大”之后，再修改《证券法》，加上民事赔偿条款，甚至加上造假杀头的条款。

　　最后顺便说说上周提到的与此相似问题。

　　上周，本人一篇《“道德底线”何处寻？》（内容是历数中国媒体劣迹），有人说我这是给中国新闻界“扣屎盆子”。理由是传媒造假成风，但罪魁祸首不是媒体自身。我的力量用错了地方。

　　我想这多半是个误会。那篇文章的核心意思是：我怀疑中国原本就没几个像样的“职业”，因此“职业道德的底线”也就无从何谈起。至于媒体头上那只“屎盆子”，我则认为其巨大醒目，人皆见之，岂是我能扣得上去又能摘得下来的。就像今天声名狼藉的会计职业，又岂是我一篇文章所能够加之的。诚如孔夫子论宰予：粪土之墙不可污也。

　　头顶上的屎盆要摘下，至少顶着屎盆的人得先有这个欲望吧。

　　相关阅读：厉以宁与“二百五”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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