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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术界腐败现象之泛滥，近来已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警戒，乃至同声讨伐。这些批评仅限于与国际学术期刊扯上了关系的剽窃、一稿多投等常见现象，并不让人觉得新奇。而事实上，中国学术腐败花样百出，完全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从2000年到现在，我经手的学术腐败案例已有四百多例，就算我在这方面见多识广，也时不时会碰到一些出乎意料的事例。

　　一个多月前，有位读者向我反映，刊登在中国《电站系统工程》2001年7月号上的一篇研究燃料电池的中文论文，其内容与同年《氢能源国际杂志》上的一篇英文论文相似，可能是剽窃。我比较了两篇论文，虽然我在该研究领域完全是个外行，但也很容易就看出中文论文不过是英文论文的缩写。一开始我以为这是司空见惯的英译中式的剽窃，但是看了论文的署名，发现并不那么简单。

　　中文论文的署名是沈阳建筑工程学院（现改名沈阳建筑大学）吴玉厚、孙红和美国迈阿密大学Liu Hong-tan，通讯作者为吴玉厚。英文论文的署名是迈阿密大学Lixin You和Hongtan Liu，通讯作者是Hongtan Liu。说是剽窃吧，迈阿密大学大学的刘教授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两篇论文中，似乎并非不知情。说是一稿两投吧，两篇论文的其他作者又都不一样，而且刘教授的两篇论文中出现的位置也不一样，在篇幅长的英文论文中他是关键作者，而在篇幅短的中文论文中他是挂名作者。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给吴教授和刘教授各写了一封信询问。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回音。吴教授不理睬我是在预料中的事，而刘教授也没给个解释却不容易理解，虽然他的信箱的自动回复表明他收到了我的信。我注意到吴教授当时是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现为沈阳建筑大学校长），而刘教授在其履历中写着自己是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客座教授，于是就有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最可能的情形是，刘教授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做为人情送给了吴院长在国内发表，自己心甘情愿挂个名。但是刘教授又不是完全把成果转让，因为自己又拿到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吴玉厚、孙红应该是对该项研究毫无贡献的，不属于合作关系，否则刘教授在英文论文中不署他们的名字就属于侵权了。

　　这种行为与剽窃、一稿多投、出让成果、侵夺成果看上去都有点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该叫什么呢？简直就是个四不像，你说新不新奇？

　　有的造假手段则是愚蠢得让人啧啧称奇，比如在论文作者排名上做文章。一篇论文如果有多位作者，按学术界常规一般是按作者对论文工作的贡献大小排列的（有例外的是，课题负责人做为通讯作者通常列在最后），第一作者最重要。如果在列举自己发表的论文时，偷偷改变作者排名顺序，让自己的排名靠前，是拔高自己的学术贡献的最简单的造假方式，然而也是最愚蠢的方式，因为这太容易被发现了，人们只要做个论文检索就可以知道真实的论文排名情况。

　　但是这么愚蠢的造假居然也会有人干。一年多以前我揭露过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常智杰副教授成批捏造论文，其中有一篇就是：常智杰把自己的位置从最不重要的倒数第二作者换成了最重要的第一作者。这是出现在常智杰的网页中的，一般人不会去核实，我不知道他在填报正式的材料时是否也这么干。但是不久前我获悉还真有人在正式材料中也如此造假。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副系主任朱喜钢教授在申报博士生导师的材料中，将自己在四篇论文作者排序中的位置作了有利于自己的调整，其中两篇改为第一作者，另有两篇分别从第三作者提前为第二作者，第四作者提前为第三作者。

　　论文是一个人的学术成就的重要体现，为了评职称而用造假手段拔高自己对论文的贡献，实际上是一种学术欺诈行为，表明此人的学术道德非常败坏，而且胆大妄为，连如此容易被揭穿的造假都敢干。在任何职称、评选申报材料中出现造假，最起码也应该立即取消申报人的申报资格，并给予其他处分。遗憾的是，南京大学校方似乎对这种虚假行为很是宽宏大量，在确认其造假行为属实后，居然还是让他当了博导。于是我们可以明白朱喜钢为何会如此胆大妄为了。

　　有的人在试图撇清自己时所采取的做法，也会出乎我的意料。最近有一位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向我反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崔保国在《媒介是条鱼》一文中，有两大段抄自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大众传播系副教授林文刚的论文《什么才是华人传通问题：中华传媒生态文化史初探》，却未注明出处，只是做了点小改动，把台湾术语换成大陆术语。

　　崔教授的一位朋友和崔教授本人先后给我写信，辩解说，《媒介是条鱼》一文在网络上转载时被略去了参考文献，不知情的读者认为这是一个抄袭行为；这篇文章在2003年4月《中国传媒报告》上正式发表时多处注明引用林文刚论点，并在文后有详细的参考文献。崔教授并给我寄来了《媒介是条鱼》一文的电子文稿请我“批评指正”。

　　我看了该文稿，发现密密麻麻注了二十多条文献注释，在涉嫌抄袭的两段，不仅注明了出自林文刚的论文，而且还用引号引起来表示是引文，非常符合学术规范，似乎无可挑剔。我想，也许真是由于网络转载的疏漏造成的误会。便把网络版本也调出来看，却发现它也是密密麻麻注了二十多条文献注释，差别在于，偏偏涉嫌抄袭的那两段既无注释也无引号。如果说是网络转载时漏掉了，那么为何注释序号又没有发生错乱呢？再仔细看崔教授寄来的文稿，那两段话虽然用引号引起来表示是引文，然而用词和标点却又与林教授的原文有些小差异，并非原文照引。我怀疑注释和引号都是崔教授后来为了撇清自己而加上的，而在加引号的时候忘了当初对林教授的原文是做了一点适应大陆表达方式的小改动的。谁都知道电子文稿是可以随意改动不留痕迹的，崔教授怎么会天真地认为我会把电子文稿当证据呢？他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的唯一证据，是刊登在《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4月上的纸质文章的原样。于是我给崔教授回了信，请他把该文复印一份寄给我。然而从此就没有了回音。

　　只要中国学术腐败泛滥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这类匪夷所思的小插曲以后还会层出不穷的，给打假工作增添了一些趣味。但是如果其结果都是没有回音、没有下文，就不那么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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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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