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8月21日上午和十几名新疆老科技工作者座谈时，对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的现象进行了痛斥。(8月22日《中国青年报》）

　　周光召主席的痛斥自然是有道理的，但只批评科技工作者显然是打错了板子，热衷做官难道是科技工作者的错吗？

　　如果能有足够高的社会地位、能有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我想，恐怕极少会有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大多数的科技工作者想来是不愿意也不擅长做官的，他们之所以将搞科研选择为自己的职业，无非是出于爱好以及看重这一职业背后的独立与自由，否则其在选择职业之初完全可以选择当一名官僚、政客。正如周光召主席所言，搞科研和做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前者意味着独立自由，后者意味着遵守服从，这两种价值观很难同时在一个人身上体现。但现实却是，一些人不得不同时拥有这两种价值观，矛盾而又痛苦地上下而求索。

　　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无疑是现今政策和制度指挥棒下的一种必然。

　　当今社会对人的评价，占据主流的还是天下一统的官本位评价体系。官员的位置和受尊重程度明显要高过科技工作者以及社会上的其他人，只有当上了官才意味着拥有了话语权，而对于科技工作者的尊重和肯定，似乎只有封官才能体现出来。处于这样的评价体系中，你要获得世人的尊重，往往就得靠谋取一官半职，否则就只能甘于寂寞。在此氛围之下，只知埋头搞科研而不谙熟世事的科技工作者，通常是难以获得社会认同感的。

　　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体系之下，有什么好处总是当官的先占。即便是最寻常的评职称，也往往不是你的学识起决定性作用，一个人只要当上了能决定他人命运的官，就往往同时也就拥有了在他人作品或科研成果上的署名权，评职称可藉此一路高升，短短几年就可跃至最高职称。在你我的身边，这样的例子所在多是。而且，作为官员的自由要大过其他人的自由。但自由总共就那么多，官自由了，其他人的自由就必然会受到限制。周光召主席所说的，做了官科技工作者“利用职务之便，把好多科研经费留在自己所在的研究所里，往往使真正搞科研的人没有科研经费”正是对此的鲜明体现。

　　地位不高、待遇也不高，甚至连搞科研都要受制于官，独立和自由都荡然无存，找不到归属感，感觉不到自身价值的应有实现，凡此种种，真的是让科技工作者不“热衷当官”都难。

　　“一线科技工作者实际待遇无法落实，往往是担任了行政职务后才能真正享受到相关待遇，造成了只要手中无权，科技工作者职称再高也兑现不了应有待遇的怪现象”，一些老科技工作者揭露出来的丑陋，才是问题的关键。什么时候，诸如此类的怪现象都消失了，或许科技工作者才不会热衷当官。

　　为什么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就不热衷当官？为什么他们就甘于在科学的田野里俯身耕耘？原因无他，那是由于在彼处，科技工作者拥有比官员更高的社会地位，能得到更多的尊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该一心搞科研的人却不得不热衷做官，这实在是资源的错误配置；该拥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人却无奈追求起了权势，这实在是国家的悲哀。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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