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的下午，笔者在西单看到了传说中的“玉米”。那是些十五六岁的女孩，举着李宇春的宣传画和棒棒糖，恳请路人看一看她们的偶像，拿出手机为她投上一票。后来，笔者在网上看到这些孩子写的拉票记，兴奋和成就感从每一个字中流淌出来。

　　之所以有这个开头，我是想说：也许这一拨1990年前后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确立和笔者这样的“80后”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了，他们或许还不明白“娱乐工业”这个词，但他们有自己的接受准则和价值判断，并且愿意为此身体力行。我还想说，这是超女这个节目引发的社会现象，无论如何，这是空前的，笔者不相信，这些现象可以用某个观点或者论断就能盖棺论定，社会同样需要消化，在此之前，我想，有责任的学者应该努力去观察、分析这些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说，社科院学者时统宇22日选择在《新京报》发表对超女的批评意见，至少方式本身是合适的：在报纸的时评版里，这是声音的一种，容得下质疑与反驳。这比不久前，时先生在某场合痛批超女，呼吁“减少此类节目的播出要来得令人尊敬得多。

　　时先生在这篇评论中追问，电视台为何办这档节目，“是为了艺术和审美的追求吗？是为了提升电视的思想文化含量吗？”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时先生总结：说到底都是为了收视率，接着他间接地说，由于超女，“文化变成了滑稽戏”，商业目的让文化有了灭亡的危险，因此“收视率是万恶之源”。

　　我想问问时先生，是否每个电视节目的诞生都要为了“艺术、审美或者思想的追求”？天气预报有吗？纯新闻的播报有吗？以时先生最偏爱的布尔迪厄说，他也承认，即便是学者上电视接受访谈甚至讲课这样的节目，电视需要的也只不过是观众与媒体都可以接受的“快思手”或者说“电视知识分子”，而非纯粹的学者。可见，电视自有其运作规律，不管你的用心有多好，观众要是不看，效果就等于零。从这个角度来说，收视率不是魔鬼，即便是那些被认为高雅的节目，也同样需要眼球。

　　超女的确是一档娱乐节目，即使是它的制作人，现在肯定也被它在社会上激起的种种波澜惊讶得合不拢嘴，一个并没有太多创新的商业行为，何以有这么大的能量？也许我们的生活真的是缺了什么？也许是我们的文化本来就缺乏商业的激活？”娱乐至死”在商业高度发达的美国，有其边缘的批判作用，但套用到一切都刚刚起步的中国，就可能失之于“奢侈”。

　　□杨潇（北京 编辑）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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