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了吗？”据悉，这在目前已经成为华北油田很多职工见面的招呼语。最近，华北油田出台了下岗职工重新上岗的新政策，其中规定“双职工都买断工龄的，有一方可以上岗；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上岗。”导致有不少夫妻为了增加上岗机会，突击办理离婚手续，有时一天能达２０对。（８月１７日《燕赵都市报》）

　　乍看来，华北油田的这一政策好理解：相对说，离婚后的单职工生活由于缺乏照应，往往更容易处于困难之中，因而出台向单职工倾斜的政策，其动机不可谓不良好。然而，这么一项“动机良好”的政策却导致如此荒唐的一种局面，个中蕴涵，颇耐深思。

　　首先，一种容易理解的分析是，这一局面折射出那些下岗职工们生活的现状——离婚的事实，毕竟使婚姻和家庭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因而即便可以想见，这种离婚绝大多数只是权宜之计，但是也不排除有些确会弄假成真，假设如此，那些婚姻中的弱者便可谓欲哭无泪。因而，只是为了一个工作机会，便不惜将本来的婚姻权利置于法律上的虚空无依之境，其中显现出的生活之无奈，令人唏嘘。

　　往更深一层看，该政策则是当前并不鲜见的“羞辱性制度”的一个标本。“制度性羞辱”，是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该书中，他力倡这样一种社会伦理规范：“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根据这一原则，华北油田的这一政策，即便“动机良好”，亦应受到指摘。

　　的确，在很多时候，“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如果“做什么”时过于莽撞，有可能事与愿违，这时候当然应该宁肯“不做”。而华北油田的这一政策，就在于其没有守住“应该不做什么”的界线——只考虑到了“应该照顾单身职工”即“做什么”的问题，却没有考虑到这种政策的负面影响，在“上岗”对人们充满诱惑的情况下，明文规定有离婚证便可以上岗，实是对离婚行为的变相鼓励，乃至诱导。权衡之下，这样的政策当然是不出台为好。显然，如此政策，在客观上已经对那些正为了生存挣扎的职工形成“羞辱”——即便这是无意的。

　　如果说，让某些职工上岗是为了解决其生活困难，那么惟一应该参考的条件就应该是其家庭经济条件，不能为了操作上的简便，就不计后果的实施“一刀切”。而且我非常不能明白的是：华北油田到底还能提供多少“上岗”的机会？难道“岗位”数目是可以随离婚人数变化而变化的吗？如果不是，那么如此一个政策，即便在操作层面上也是不严密的。

　　揆诸现实，“羞辱性制度”其实是一种相当广泛的存在。比如，人身伤害赔偿按户口类别区分不同标准就是如此一种“制度”；就学、就业按户口不同收费、不同分数、不同安置也是如此的“制度”；推而广之，民工的“暂住”管理方式，不同的工资标准，也是源于这样的“制度”……

　　来自“制度”的羞辱，是最严重的羞辱，是人们最感无奈的羞辱，也是最易被习惯的羞辱，“长期的羞辱确实会使许多人不把羞辱再当作严重的伤害，他们当中有的甚至还不惜以进一步的羞辱去换取物质利益”，于是，社会的整体羞耻感将会因此而麻木，进而，秩序也会因此而被破坏——就像为了“上岗”而离婚，势必使《婚姻法》在此被虚置被架空一样。因而，要追求社会的进一步和谐，即便不公平总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必须向这些“羞辱性制度”开刀，首先确保“制度”不会歧视、羞辱任何人。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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