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吗？》，文中提出，季先生是“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却不应当被称为“国学”大师，理由是他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主要在梵文和中亚古语文等方面。葛教授认为，称“专门研究印度学”的季老为“国学”大师，反映了“国学”的名称“被滥用而产生的尴尬”。笔者对葛教授的观点有不同看法。

　　首先必须明确，“国学”到底是什么？通常所称的“国学”，是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狭义的“国学”研究范围，主要指传统儒学、四书五经等。我们今天看待“国学”，更宜持广义理解。比如在胡适眼中，“国学”是“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翻阅24卷的《季羡林文集》可以知道，季先生的研究领域除了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历史与文化、佛教文化以外，还包括中印文化关系、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等等。诚然，正如葛教授所说，并非所有的人文学科都能归入“国学”，但很显然，季羡林先生的很多研究领域，是可以列入国学“范畴”的。

　　其次还应知道，“国学”可以用现代方法研究。实际上，“国学”之为“学”，正是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进行“国学”研究，固然有必要掌握传统学术方法，却未必只能运用传统学术手段。葛教授认为，季羡林先生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运用的是西方现代研究方法”。可是，西方人可以用现代方法研究“汉学”、“中国学”，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用现代方法研究“国学”呢？难道只有身穿长衫马褂的“古董”，才有资格去进行 “国学”研究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季先生的“国学”贡献。葛教授认为，季先生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表了不少意见”而已。不错，季先生未必以“国学”为主攻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国学”研究贡献就小。实际上，季先生关于中华文明、东方文化的一系列学术论点，在海内外学界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将“国学”纳入全球化的视野加以研究，又有几人能达到他的高度呢？有世界影响的研究成果，难道还称不上重大学术贡献，配不上一个大师的称号？

　　季先生将相当的学术精力，倾注于梵文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上，葛教授据此认为他是“印度学”专家。可不知葛教授是否知道，要研究中国古代佛教文化，就绕不过梵文研究。当年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开的课程，就主要是佛经翻译文学。季先生研究的吐火罗文，也不是什么外国语言文字，而是我国新疆地区的古文字，它对于研究我国的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陈寅恪先生首创的敦煌学，涉及外国语言文化之处也很多，不知葛教授敢不敢说敦煌学是“外国学”，敦煌学研究者是“外国学”专家？

　　笔者认为，季羡林先生不但是“国学”大师，而且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对于社会早有公论的事实，有学术权威身份的葛教授，可以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并无多少学术建树的我们，也完全可以像他自己所说那样，不必只要“权威一肯定”，就“马上群起响应”。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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