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告微软公司的美国司法部终于低头了。

　　9月6日，美司法部正式向法庭撤消了“分拆微软”的请求和对“微软捆绑产品”的指控，而后者一直是整件官司的核心。轰动一时的世纪大案，以一张六小段的声明悄然终结，这意味着司法部现在承认，多年来对微软的纠缠，实属多此一举。世人从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再也不要搞如此劳民伤财的控诉了。

　　为什么要撤消指控？

　　这个问题可以从浅处答，也可以从深处答。从浅处答，是因为案子转到了上诉法院，那里的法官多年来一向是维护微软的，今年7月28日，他们不仅驳回了地方法院法官杰可逊（Thomas P. Jackson）的判决，还严厉斥责他心存偏见，行为不检，把他给撤了。事有凑巧，新上台的布什政府，立场保守，上上下下都不满对微软的起诉，既然上诉法院有了明确的判决，司法部的胜算已经接近于零，新任司法部长便顺水推舟，决定草草了事了。

　　但从深处答，答案是“不知道”。因为你想得越深，就越能体会张五常教授所说的“美国的反垄断法例……永远都是武断，很有点乱来。”要知道，这个说法，可不是张五常现在才发明的。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早在1967年就说过同样的话，他说：“这个国家的整套反垄断法，是经济无知和冲动的大杂烩。”而经济学大师阿尔钦（Armen Alchian）则说：“恐怕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支持司法部对微软的控诉的，至少我没见过。”

　　既然反垄断法是“乱来”的，那么原告就难免会“乱告”，被告也可以“乱辩”，法官更不妨“乱判”——既然有了“乱来”的游戏规则，怎不会有“乱来”的游戏结局呢？问今天司法部为什么要撤消指控，跟问当年司法部为什么要起诉微软一样，都是无法得到确凿可靠的答案的。

　　举一个法官“乱来”的例子吧。在上诉法院的判词中，有这么一段，前一句是“在我们反托拉斯的司法史中，有一个观点是老早就不容质疑的，那就是某些捆绑（tying）做法，会造成抑制竞争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是不能为人接受的，”上诉法院接着笔锋一转：“但是，人们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怀疑，把附加的软件功能整合（integration）到操作系统中去的做法，是否在上述捆绑做法之列。……平台软件市场具有广泛的竞争，有鉴于此，在这样的市场中搞捆绑，可能会带来法庭前所未见的效益。”

　　上诉法官们的后半句说得切中要害，为什么还说他们“乱来”？因为到底微软把“浏览器”并入“操作系统”的做法，到底应该称为“整合（integration）”，还是“捆绑（tying）”，这种做法到底是否属于“不能为人接受”之列，那是取决于他们的一面之词了。有或没有先前的法律观点，都没有太大相干，一句“但是”就可以弄得南辕北辙。

　　这是说，上诉法院的判词是正确的，但他们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们没有墨守反垄断法的“成规”，或者说他们根本还没有摸清古老的反垄断法的“成规”是什么，或者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摸清的“成规”，所以，从反垄断法的立法原意看，上诉法官和地方法院法官都是乱来的；反过来，若法官们不是乱来，那么反垄断本身就是乱来的了。

　　读者会问，有没有什么更系统的论证，能表明美国的反垄断法的含义始终无从把握，怎样也说不清楚，确实是“乱来”呢？有兴趣稍作深究的朋友，请访问我的网站，里面的“泛垄断特辑”，收录了好些相关文章，其中有几篇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包括《微软行为的经济学依据》、《垄断经济学》和《垄断可能是竞争的结果》。

　　为这些文章做广告，是因为国内误以为“反垄断法”可取的人太多，绝大部分法学和经济学学者，至今仍然对它趋之若骛，天天喊着中国应该建立类似的法律；反过来，旗帜鲜明地写文章反对“反垄断法”的太少——恕我孤陋寡闻，除了张五常，我知道的就只有《万科周刊》前主编单小海了。然而，只要我们事前多一点借鉴美国的实践经验，中国是没有理由重蹈美国的覆辙的。

　　要坚决反对的只有行政垄断

　　让我再把整个思路勾画一次吧：垄断的成因有四种，一是天然资源，如邓丽君的脸；二是专利权的保护，如可口可乐的配方，三是市场竞争，如微软的视窗系统；四是行政措施，如中国电信。

　　我们应该反对的垄断只有一种，就是好象中国电信那样由行政措施造成的垄断。但是，要反对这种垄断，适当的方法，不是求助政府对它们施加管制。政府本来就是“行政垄断之母”，期望政府通过增加新的行政手段，来管制由它自己造成的垄断企业，岂不是饮鸩止渴？

　　国内大部分学者主张中国建立反垄断法，首先是因为他们尚未认清上述四种垄断的区别，将它们混为一谈，统统都要反对；其次是因为他们求错了人——他们求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法律，以为可以靠政府和反垄断法来反对前三种“良性的垄断”，以及反对第四种“由政府行政手段造成的垄断”。

　　中国若建立了反垄断法，会出现两个可怕的后果：一，前三种“良性的垄断”，会遭到法律和政府的纠缠，就象微软公司遭到美国司法部的纠缠一样，结果，市场竞争会因此“受损”，而不是大多数人以为的“得益”。二，行政垄断企业和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在执行反垄断法后得到了强化，结果，这种行政垄断将会变得“更顽固”，而不是大多数人以为的“更脆弱”。

　　这就是我反复呼吁中国不应该建立反垄断法的理由。我主张“对付”的垄断只有一种，那就是通过行政措施造成的垄断；我主张的“对付方法”也只有一种，就是政府发一张文件，上面写着“任何企业都可以经营某某业务”，从而彻底解除“市场行政准入”的限制。要且只要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 责任编辑：悲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