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
中华全国总工会不妨以这次论战为契机，试点富士康的工会改革，鼓励富士康的工人自发组织工会，健全工会的民主选举程序，并在工资集体协商等谈判中切实维护员工利益。
2月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法律工作部部长郭军批评：“富士康等一些企业长期违法安排劳动者长时间加班，致使部分劳动者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导致过劳死或自杀现象时有发生。”结果，富士康做出强硬反击，否认之前员工的自杀与加班有关；甚至还揶揄郭军“在不断点名批评的同时，能够走到基层”。
关于富士康的劳工权利水平，舆论场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将富士康的劳动描绘得暗无天日。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捍卫“市场机制”“员工加班权”，甚至有好事者引用去年10月重庆富士康工厂员工停工“要求加班”的事，来证明富士康员工加班是“自愿的”，并非工厂强迫。
其实，工人“要求加班”的怪现象，正好说明了工人的弱势地位，以及其薪资结构的严重扭曲—工人只有通过加班才能“吃饱”。据相关调查，以富士康的深圳厂区为例，2010年10月份富士康便宣布将员工基本薪资调整至1800-2200元，但四年后的今日，大部分一线工人基本工资仍只有1900-2300元，四年累计上涨幅度不过100元。正是在这种低基本工资之下，员工才不得不“要求加班”，这又引发了过劳死、自杀等问题。这哪里是什么工人的“自愿加班权”，分明是劳动者权益的短板。
劳工与企业双方的博弈地位相差悬殊，片面强调“契约自由”必然不利于劳动者。所以需要政府、工会等用“有形之手”帮助劳工维护权利。具体到工资问题上，就是要通过工资的集体协商机制。
从这个角度说，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及地方各级工会，光是口头谴责富士康的长时间加班、不合理的薪资结构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积极代表劳动者利益，推行工资的集体协商机制，争取劳动者应得的权利，承担起《劳动合同法》《工会法》赋予工会的责任。
所以，全总与其和富士康打口水仗，不如在富士康开展真刀真枪的“工会改革试点”。
据调查显示富士康工会“不及格”，90.2%的富士康员工不知道富士康将要工会选举的事情，94.7%的工人在过去从未曾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工会选举投票。如此低的工会知晓率、参与率，也就不难理解何以早在2009年富士康就在搞工资集体谈判机制，但富士康的基本工资还是畸低，致使2010年发生了“十四连跳”的自杀悲剧。
正是富士康的工会长期与工人权益脱节，“挂在半空中”，才导致工人的真实权利难以从法律走到现实。中华全国总工会不妨以这次论战为契机，在富士康试点全面工会改革，在全总或地方工会的帮助下，鼓励富士康的工人自发组织工会，健全工会的民主选举程序，并在工资集体协商等谈判中切实维护员工利益，彻底改变目前的“低基本工资，高强度加班”的问题。
另一方面，富士康既然表示自己重视职工权益，就应该拿出态度，敞开胸怀，让其工会真正发挥作用，如此才能形成劳资两利的新平衡。
袁伊文（法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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