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云：1976-1984年长时段的历史转折时刻

　一个时代总有着属于自身的符号记忆，深刻影响着即时即刻。但是，并非所有历史符号都能激发起人们现实的记忆，更少有符号能让未曾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燃起同样的热情。一段历史如果要长久影响未来，那么首先这个时期必须要能为未来确定长久的规范，必要的准则和实践目标以及方式。而所有这些规范、准则、目标又都必须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趋势，又能助力于未来的。这样的时代经常被视为历史的转折时刻，对于身处彼时人物而言，上至庙堂，下至陋巷，既同为历史的亲历者，又都是历史的开创者；对于来者而言，虽然未曾经历，但是仍然能从现实和当下感受到彼时的力量与激情。这大约就是历史转折时刻的魅力所在，1976-1984年，就是这样的历史转折时刻。

　　长时段的历史转折在1976年展开

　　对当代的中国人而言，1976年是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开端，从那个时刻开始形成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的规范、准则和实践目标方式，一直贯穿到今天。以至于一旦有机会回忆起某个具体的时点，就有岁月的激荡，蓬勃的激情，以及各种唏嘘感慨。当前中国生活节律越来越快，记忆不断被刷新，真正的回顾历史的机会并不多见。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作为一部官方主旋律文艺作品，一个人物的纪念，全景式地回顾了1976至1984这八年的历史。恰如电视的名称一样，中国官方的历史表述中，这段历史被标志为转折时期。对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而言，不管是对西单民主墙的回顾，还是对当年波诡云谲的政治气氛再现，乃至恢复高考的万众呐喊，都是他们的终身记忆。而对于更为年轻的一代人而言，这段未曾经历过的历史虽然颇为模糊，却也决定了他们今日的命运。

　　引领这段历史的是时年72岁的老人邓小平，在他人生暮年之际，奏响了强音。直到今天，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仍然能体会到强音之强劲。而旋律如此之强劲的根本原因，乃是因为这是亿万中国人一起的合奏。找到一个人民积极参与的历史主旋律，并且毫不迟疑地奏响它，这充分体现了资深政治家的洞察力。但是真正奏响并让听到乐章的人民自发、积极地响应，则非易事。这既需要主政者高瞻远瞩，又需要整个政治团队的共识与默契合作，更需要有着积极求变的民心民气。无疑中国是幸运的，在历史的转折时刻，人民与政治领导人都积极承担历史责任，并且以他们最大的努力，推动了历史的转折。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把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分别对应为结构(structure)，局势(conjuncture)，以及事件(evenem ents)。历史有着无数的偶然事件，但是偶然的事件如果不能符合局势，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时间检验，也就不可能对整个历史结构有什么作用，也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历史事件。而如果在某一历史时点的某一活动，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形成了历史的局势，这一活动也就是真正影响人类历史的“事件”。而这一事件，并不局限于一个简单的时间点，而是一个拉长的时间段。从短时段衍生为中时段，进而扩展作用于长时段。1976年在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就在于，一个长时段就此展开。

　　历史转折在于对公平竞争的认可

　　新的历史的展开，首先是从旧的历史轨道中走出。1976年10月北京惊心动魄的政局变化，实际上早在当年4月的惊雷中已经初见端倪。当整个社会都受困于长期的动荡的时候，靠着动荡本身而起家的既得利益者就会被历史抛弃。中国这口大钟在一个方向摆到极致，终于开始回调了。后来的历史把1976年视为“文革”的最后一年，但是从客观事实经济政治形势看，这一年则是危机重重的一年。以官方的统计标准来看，当年国民经济呈现了罕见负增长，为-1.6%，人均所得更是处于1966年以来的最低点。这一困窘处境对于当时的政治领导人而言，确实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这样一个时刻，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当他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足球赛的时候，广播喇叭宣布他的到来，迎接他的是全场的掌声。几十年后，美国亚洲问题专家，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在其专著《邓小平时代》中评论道，“老百姓显然觉得，邓小平扎实稳健的领导让他们放心。”面对重重困难和万众期待，扎实稳健的领导却选择了较为边缘的领域—科学教育，开始了他新的征途。这一领域处于边缘状态不在于其并不重要，而是因为积重难返，很难突破。而对于一个走到晚年的老政治家而言，时间是宝贵的，能够参与处于一些更为显性的问题似乎更直接重要。但是邓小平并没有避让，三起三落的政治经历，使他显然更愿意立足长远打算。“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大见成效”，计划是长期的，但是行动则是雷厉风行的。1977年8月复职，10月在邓小平事必躬亲的带动下，恢复高考已经成为了板上钉钉的事情。通过做一件具体的事情，邓小平找到了一个支点，撬动整个历史变化。取消了报考资格的审查，“阶级出身”和“思想觉悟”不再作为录取标准。这是中共执政以来，大学第一次不把阶级出身作为录取学生的因素，而完全根据成绩来录取。

　　而这一改变的意义有多重大？多年以后的成功人士徐小平在微博上做出的评论可能是最好的回答，“在跑步机上，看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好播恢复高考那一集，看得78级的我热泪滚滚，汗水混着泪水浸湿了T恤衫。邓小平力排众议恢复高考、废除限制人才的‘单位批准’、‘家庭成分、海外关系’这些决策，是直接决定了千万人命运的伟大决策。健身教练以为我是在为自己的事情痛哭—可能他是对的”。徐小平是幸运的，但是这种幸运来自于通过公平竞争，最终得到自我实现。邓小平以举重若轻的措施，将“公平竞争”原则带回到了中国社会，而这一原则也成为中国历史转向的关键。不管是后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还是“包产到户”，乃至兴办特区，鼓励“个体企业”发展，都是这一原则的确立以及全面推广。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邓小平的方法论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所喜欢引用的这些家乡谚语，蕴含着这样的基本态度，现实绩效的竞争比较，才是有最终决定意义的。在他看来，言语上的冠冕堂皇，更多地是为了掩饰现实无能。就像他在视察广东时，望着与香港交界线上的铁丝网，对关于如何处理每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逃港时问题，做出的冷峻回答，“这是我们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出于对具体现实的承认。对于邓小平而言，无论是1978年倡导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还是在1980年提出的经济总量翻两番具体指标，都是以国际竞争来确定现实中中国的位置。

　　进入世界历史长时段的使命

　　邓小平非常清楚，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其优越性不在于意识形态的自我诠释，而是在国际竞争中的实际成绩。而这种竞争绝非简单的，某一领域的竞争，而是全面多层次的竞争。1980年8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即这样总结，“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作为一位出生于民族危亡时期，亲历长期的战火兵燹，又历经冷战风云的资深政治家，邓小平已经敏锐地发现新的世界潮流，而他更愿意直接面对这一潮流的挑战。同样，作为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知道欲速则不达，但是他更明白这世界潮流对于执政者的意义。能否在这样的竞争中取胜，对于中国的执政党和执政者而言，这是历史的使命，也是成功与否的基本评判标准。也正基于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不管是平民还是伟人，历史的具体时间都是有限的。但一个短时间的人，却未必不能拉长社会历史的长度。往往一个短时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造成了历史的新局势，进而影响整个历史长时段的结构变化。1976-1984年，短暂的八年，最终成为一个拉长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时代，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引领者的隐遁和故去而消逝。直到今天，这样一个短时段仍然在不断地拉长。恢复高考、大包干、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对外开放、个体私营经济……所有这些evenem ent都在不断地消逝，从一种突发的历史变成一种常态。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成功不成功，还在于能否在经济上成为世界上领先国家，能否在政治上创造比发达国家更高更为切实的民主，出现更多更杰出的人才。正所谓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已然走上了这样的世界发展的主流道路，就必须要斩获更多，收获更多。

　　1976年到1984年已然远遁，但是那些远去的背影仍无时无刻不提醒着我们，我们从一个短时段的历史，走向了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怎么继续下去？1976-1984年那个长时段那些远去的背影不会给今天现成的答案，在经历多年风雨洗刷的中国，应该通过历史的检验，也必须通过历史的检验。

　　（南都评论记者 李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