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最近挖出的贪官，竟有好几位学位不低者，有的甚至“酷爱写论文”，到处兼教授。至于写出或讲出些什么真知灼见，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推测，凭着其穷凶极恶的贪欲，若想用人格魅力感染学生，恐怕殊难胜任。
于是很想探究他们“迷醉学位”的背后动因。一经探究，答案并不深奥：就像历史上各种“时髦标志”一样，什么吃香搞定什么，如今官场上学历很被看重，那就当然得手握敲门砖了。至于“学问”，那就另当别论，要紧的是想方设法、以最快捷径弄到“学位”。
撇开“假学位”不说，就算是“真学位”，如今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少，很值得打问号。环视校园，真正只为“求知”而非“求职”的学子又有几多？笔者曾经在一些场合面试求职者，竟发现“学以致用、适销对路”的年轻人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学非所用，有的对自己的专业也不甚了了。鉴于这种“大面积失望”，我对中国教育体制颇留几分困惑：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塑造失败已然被普遍诟病，那么你至少得学一门过硬的技艺吧？哪怕你想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北大教授钱理群语），你也得是一匹骏马而非驽马，否则你凭什么实现你的利己主义？
如何看待“学问”与“学位”的关系，能够检测一个社会优劣如何。懂得学问的高低深浅，才能尊重学问和学者。真正的学问家，眼睛只盯着学问而不是学位。陈寅恪先生从12岁起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高等学府求学18年，可他游学多年却没有一个学位。何故？他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研究。对大多数人趋之若鹜的学位，他却淡然视之，不以为然。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时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便推荐陈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清华的校长曹云祥问梁：“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那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闻之大为生气，遂答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介绍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立即决定聘请陈寅恪。
这事要是放在现在，一没有胸怀开阔、惜才如命的吴宓和梁启超，二没有敢于拍板的校长曹云祥。就算有大师级伯乐，有手握大权的校长，你想“破格提拔真正有学问者”，也非易事。如今的大学校园，你想成为博导教授，必须要在“国外名校”镀过金，没有这样那样的文凭学位，升职高聘，门都没有。人们今天赞叹陈寅恪这样的学界泰斗，但又深知陈寅恪们再也不会出现了。如果谁想学习陈寅恪的特立独行，恐怕没有好日子过，至少你的学位就欠缺，哪还有你发言的份？陈寅恪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而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稀缺品。
看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只要看人们如何对待“学问”与“学位”。假如两者关系是倒置的，那么社会肌体一定出了毛病。我敢这么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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