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中国人民大学获悉，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因招生问题被调查。近日有消息称，蔡荣生持假护照从深圳闯关，欲赴加拿大被截获，其已交代招生等问题涉案金额达数亿元，校长前秘书胡娟被免职协助调查。人大官方回应称，尚未接到任何正式通报，但在密切关注相关信息。(《法制晚报》11月27日)
蔡荣生一案还需司法机关调查确证，但值得警惕的是，这再次暴露高校在招生环节存在的贪污问题。一直以来，高校的招生、财务、基建、后勤被认为是腐败高发的领域，我国有关部门也曾多次强调要把好决策权、招生权、财务关来杜绝贪腐现象，但在这些“关口”总会有新的“案例”涌现，而且，每一个新的案例，涉案的金额、对公众的冲击都远超过往。
据报道，蔡荣生涉嫌招生腐败，主要是利用自主招生、提前录取等机会收受贿赂，有舆论据此质疑高校的自主招生，而其实，目前的高校自主招生，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而且高校也没有针对自主招生建立新的学校管理体系，由此滋生招生腐败。遏制高校的教育腐败，不是不要推进改革，而是以动真格的改革来铲除贪腐的土壤。
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是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一名学生可以拿到若干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按照这种自主招生机制，受教育者拥有充分的教育、学校选择权，进而也就拥有对学校的监督和评价权，这要求学校必须公开、透明地招生，对自身的教育声誉负责。
可目前的自主招生，只是有限地扩大学校的招生自主权(给学生一定的录取分数优惠)，却没有扩大学生的选择权——— 学生获得自主招生资格之后，必须填报志愿，把该学校填报在第一志愿位置或者A志愿位置(针对平行志愿)，高考成绩达到录取优惠条件后方被录取，这种自主招生，与高考加分没有多大不同，学校处于强势地位，一方面把自主招生变为抢生源的手段，另一方面则制造权力寻租空间，高考加分有腐败、“自主招生”也就难幸免。
另外，大学实行自主办学，必须建立确保自主权能合法合理利用的制度，这就包括大学校长应该从行政任命变为公开遴选且取消行政级别，这样遴选的校长才会对学校办学负责，而不是对上级部门负责；大学内部实行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分离，成立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独立负责学校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学校行政只是执行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决策而已，这可避免行政权力对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侵蚀。具体到招生中，就应该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制订学校的招生标准，并监督职能部门具体实施。学校领导不可能对招生指手画脚，更不能干涉招生结果，如果出现这类情况，校长将面临教授委员会的不信任，直至被罢免。
但我国高校并没有建立这样的治理机构，学校校长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有行政级别；学校内部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不分，行政权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的配置，直接介入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就算学校成立有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也只是摆设。这种学校治理模式，导致行政权力极大，且缺乏监督和制约，招生、基建、财务、后勤的贪腐问题就这样出现，学术腐败也频发。——— 一个大学招生处长，贪污金额上亿，这背后是怎样的权势交易？
说到底，要制约高校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不能指望行政领导自觉“把关”，而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有效制约学校行政的权力。这就必须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学校内部治理改革。在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方面，核心是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包括改革拨款体系、实行校长公开遴选、依法落实学校的招生、学科专业设置等自主权；在学校内部治理改革方面，核心是调整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明确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尤其要通过受教育者的选择，来督促学校转变办学理念——— 必须对受教育者负责。没有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没有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很难改变学校的办学态度。
这是一个系统的改革。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到位。如果只改变其中一个环节，而且这一环节还错漏百出，那么，出现问题是意料之中的。其实，我国三年前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以及最近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对上述系统改革设计了可行的方案——— 推进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行升学考试制度改革，但遗憾的是，改革没有得到深化、系统推进，政府没有向学校放权，学校内部也没有实行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总体而言还是行政治校，有的改革只是打着改革旗号的伪改革。一次次教育腐败案件的发生，提醒大家，必须深化推进改革，而不能再贻误改革时间，败坏教育形象，影响教育的公信力。(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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