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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派精神病指标”让好经念歪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是,虽然精神病患者人数众多,但并非“均匀分布”,各地情况不一致,怎么能一刀切地摊派任务指标?不难预料,在量化考核的压力下,难免不会出现“被精神病”、“被重症”的荒诞情形。

  从去年10月开始,拥有900多万人口的郑州,一个引发争议的指标任务被层层下发到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内。各个社区的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这意味着他们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这个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完不成会面临上级的督导。

  着眼于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本是制度善意的有效延伸,和执行程序的合理安排。当前,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基数庞大,根据2009年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超过1600万;在救助、监管普遍不力的现状下,精神疾病患者失于监护,导致发病肇事、危害社会的事件时有发生。

  然而,这个“2%。”的重症精神病患者“指标摊派”,却让一个好端端的“民生工程”异化成了“形象工程”,在给重性精神病患者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很可能成为非重性精神病患者的梦魇——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是,虽然精神病患者人数众多,但并非“均匀分布”,每个地方的情况根本不一致,怎么能一刀切地摊派任务指标?不难预料,在量化考核的压力下,难免不会出现“被精神病”、“被重症”的荒诞情形。

  “完成不了任务,我们也只能接受考核。”丰产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时小琴说,她认为数据的真实性比考核得分更重要。而在同为基层执行者的马培新的重性精神病的排查档案中,则登记了一名空姐。她从飞机舷梯摔下来后伤到了头部,出现了一些精神问题,具体表现为很容易忘事,偶尔会莫名其妙地发呆。在八院接受治疗后比以前好多了,并不影响正常生活。“但是为了凑人数,我们还是将她写上了。”马培新说。

  行政募捐有指标,行政罚款有指标,如今连筛查精神病患者都有指标,一刀切的泛指标化,不仅暴露出一些职能部门的懒政,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审慎分析与思辨,盲目决策和拍脑袋式决策,更凸显了权力的傲慢,想当然地将民生任务简单量化后,强行推给基层,使其进退两难,或将好经念歪,或委曲求全。

  除此之外,这种生硬的摊派行为,常常缺乏应有的人性关怀,让人倍感冰冷而生硬。

  当然,出现这样的状况并非官员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他们需要完成指标任务,给自己的政绩增添亮色。因为有些地方选用干部,唯“发展”一条标准,“凭实绩论英雄”,尽管谁都知道数字并不等同于实绩。于是也就有了“政绩不够,数字来凑,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样直接导致的恶果是,不少官员乐于堆砌数字,以数据说事,至于数据有多少水分,则是无暇顾及的,成了“只见数字,不见人”的世外高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1000人中找出2个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指标任务,也算得上是一种行政管理上的“精神疾病”,甚至比那2%。的重症精神病患者更亟待医治和纠偏。

来源: 重庆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