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案件审判 司法归司法舆论归舆论

　　近来中国的司法界，精彩频出，令人眼接不暇。9月22日，在出人意外地通过微博公布审理细节之后，薄熙来案公开宣判，再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法院连判决书也一并全文公布；同一天，北京法院官方微博刊出消息：26日上午对吸引舆论眼球长达半年多的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进行公开宣判；紧接着23日，河北省高院发布公告，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一案于27日上午公开宣判，并表示届时法院将通过官方微博播报相关情况。

　　上述三起案件，无论是就案件本身的敏感度，还是公共舆论的关注度，都堪称在中国司法史上能够留下印迹的重大影响性个案。薄案的政治意味浓厚，人们由此担心出现政治指令司法；李案的舆论生态复杂，人们由此担心舆论会干扰到审判；而王案由于关涉到聂树斌案的平冤，人们担心司法内部的一些利益会妨碍到纠错。

　　如此三起案件，密集地被纳入司法公开的运作轨道，以近乎透明化的方式回应公众的担忧和疑虑，这种程序本身意味着中国司法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迷之后，重新向着法治中国的目标再出发。

　　长期以来，中国司法因为体制独立性不强、法官专业素养不高、司法腐败严重等问题，不同程度受到公众的质疑和非议，司法公信力一度陷入危机。在一种特殊的国情环境浸润中，人们似乎对司法受政治指令、舆论干扰、利益绑架的侵蚀习以为常，一遇到关注度极高或过于敏感的案件，司法机关也往往对舆论唯恐避之不及，甚至刻意选择一些民众和舆论关注机会较低的时机（例如周末）进行宣判。

　　而在这三起案件中，司法机关借助微博和网络平台，以开放化的程序安排将人们原以为会“静悄悄的”宣判提前公布于众，还在判决的环节上下足了透明化的功夫。就此而言，三起案件无论实体上的结果如何，程序上的价值已经初步显现，并将赢得舆论的好评。

　　薄熙来案至今为止，审判过程的公开已让不少法律界人士深表“惊艳”，这有效排除了人们对司法案件政治化处理的担忧，尤其是长达5万字的判决书的公布，可以让人看到整个案件中法官所认定的事实真相和推理逻辑。无论该案在其他方面是否存有瑕疵，单就这种公开的勇气而言，就足以载入历史了。

　　不可否认，薄案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但至少从司法过程和结果看，法院在形式上完成了将政治案件成功转化为司法案件的功能。而这种政治退居幕后、司法走上前台的现象，正契合了现代司法“政治的归政治、法律的归法律”的纯正品质，凸显这种品质恰是中国司法重构公信力的关键。

　　李某某强奸案，因为犯罪事实的晦暗不明，引起舆论持久的关注和争论。基于这种舆情的背景，司法如何在未成年人权益与公众知情权诉求之间寻求平衡，原本就伤透脑筋。虽然成熟法治国家的司法大多能够理性对待舆论的影响，但身处信息社会漩涡中的中国法官，汹涌舆论对其判断意志的干预十分明显，对裁判结果的影响也往往是潜移默化的。

　　这起案件的一审结果，究竟受到舆论多少影响，又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被告人与受害人以及社会公众的认同，并不好判断；但公开宣判的程序，让人们有了接触和观察法官裁判过程的机会，让法官在认定证据和进行法律判断上有了一次公开化的展示，让裁判的“道理”有了向社会解释的空间。这种安排，不也正是现代司法所追求的“舆论的归舆论、司法的归司法”的法治境界？

　　王书金案公开宣判，更是让人有些出乎意外，因为“一案两凶”曾引发舆论常年的关注，坊间更传闻聂树斌案由于涉及司法系统的领导而纠错阻力很大，这势必导致司法机关在对待王书金案更加慎重。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有关聂案的司法信息几近杳无音讯，一直被悬置至今，由此连带着与聂案休戚相关的王案也经历了六年“悬而不判”的尴尬。这次宣判，是否意味着聂案到了走出“罗生门”的最后时刻？所有关心中国法治的人都在期待。此情此景，王案的宣判关注度可想而知。法院既然有直面舆论的勇气，也当有秉公执法的理性，既然是站在全国人民眼前宣判，法理与道理自然绕不开合乎逻辑的常识性判断。从这个角度看，类似公开的程序对司法实体正义乃是最直接的倒逼。

　　三起敏感性案件，都在“阳光下”被端上了公共舆论的案台，这难道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我们更愿意理解为这是中国司法重整山河的信号。联系到今年4月最高院副院长沈德咏的表态：法院及时公布真相是消除对所谓“错案”疑虑的最好办法，“许多案件是否确为错案姑且不论，但由于长期拖延，真相迟迟不公布，让法院极为被动，最终结果无论如何，都难以赢得信任。”再联系到最高院院长周强履行不久在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依法能公开的要全部公开，不能公开的要充分说明理由和法律规定，通过向社会公众完整地提供人民法院工作信息。中国的司法系统似乎正在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是每个向往法治的中国人所乐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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