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弊由来已久，监考老师睁只眼闭只眼早已经成为常态，加上标准化试题容易抄袭，一些学生因此而获得了与平时成绩不相称的高分。今年湖南一教育局长助儿子作弊再次引发权力参与作弊的丑闻，高考体制的基础也就是考场出现如此糟糕的微观生态变化，令人痛心。【详细】【网友评论】【注册搜狐微博参与论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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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垄断高考选拔越来越不靠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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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体制曾为高考纪律保驾护航 在高考恢复后的那些年里，高考是农村孩子脱离农门最重要的手段，也是城市孩子实现梦想改变命运最重要的手段。既然通过高考的含金量如此之高，试图从中钻空子乃至作弊的诱惑也同样巨大。不过，在一开初，由于前30年的全能体制在文革后仍保持了相当的延续性，自上而下的严格的组织体制、绝大多数人被编织进了单位制或公社制当中，以及专政打击的威慑力，从各个方面保障着高考的严肃性，以致很少有人敢于以身试法。国家权力主导并由国家权威担保控制住了高考作弊。 |
功利至上，特权冲动压倒规则意识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上述条件均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尽管仍大体维持了中央制的架构，但地方和部门等各级权力也获得了相当多的自主空间，社会日益复杂多元，也削弱了传统的专政威慑力，市场经济的大潮，也在示范着突破规则的“好处”，功利至上的冲动开始压倒遵守规则的意识。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体制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名校和热门专业依旧令人趋之若骛，高考仍然就像科举制度一样，成为改变身份或者保住特殊身份的狭窄途径，稀缺的总是引来争夺，权力者总想带上学历这个光环。于是，由考场里的微观生态变化开始，高考的严肃性开始一点一点地被削弱，有组织的作弊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更有不少有权人士为其亲属后代作弊提供方便。去年，重庆高考文科状元，高考前，为获20分加分，其父利用职权使儿子成为“假民族生”，就是权力由监管变异成作弊的典型。【详细】 |
权力沦落成高考作弊的始作俑者 深入一步想想，一场高考要涉及教育、招生、公安、保密、学校等多个部门，高考在考生报名、准考证、身份证、学生电子档案、监考等环节部署了许多监控环节，而诸如无线信号屏蔽、网上远程监控等新型设备也显得“道高一丈”，如此严密的防范措施之下，为何作弊“产业”能越做越大？原因在于，作弊“产业”形成利益链条，许多双手在辅助着它，其中不乏“内部人”，也就是说，有监管的权力参与其中。在高考作弊与反作弊中，权力、金钱和考试规则、社会诚信之间形成了较量。正因为有“内部人”的“绿灯”，有权力在幕后操控，所以给整肃考纪考风带来不小难度。【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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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方式多元化，给考生更多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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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力参与作弊，“严打”失去意义 其实，任何由权力保障其权威性的制度，都要面临权为私用的考验。如同当年的科场弊案也总是由内部人士参与操作一样，高考作弊也离不开权力中人的参与。针对高考作弊日益猖獗的现象，许多人认为，只有依靠更高权力的介入，“令行禁止、严惩不贷”，以此维护国家法规的严肃性，并抬高违规者的风险，就可以对作弊加以遏制。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发展已经足够复杂多元，很难再回到自上而下的全能体制统辖一切的状况，在权力、学历和利益一体化下，仅权力严打只会是疲软无力。 |
考生有更多选择才不必铤而走险既然社会已经多元化，而权力已经发生变异，那就让考生的选择多元化，避开权力的挤兑，从考试方式上进行改革不失一条出路。我国的考试组织，目前基本上是以行政部门为主导，无论是国家教育考试，还是职称资格考试，并没有社会化、专业化，考试的权威性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形成，而是由政府部门的许可获得。由于没有竞争，考试组织者并未认真重视考试质量，每年的高考出题质量都受质疑，但由于仅此一家，考生来年也必须选择。我国考生很难像美国学生那样，既可选择SAT，又可选择ACT，还可选择AP考试。这些由社会机构组织的考试之间，完全是竞争、争夺招生高校认同和考生认同的关系。【详细】 |
政府应该超然社会外，依法治考 在过去几年时间中，这方面的改革也在推进，比如各地相继组建教育考试院。但实质上，教育考试院还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具有很强的政府性质，而高考、中考等考试的具体组织，都依托当地的教育局和学校，考试社会化改革也就“换汤不换药”。让考生有更多选择，让高校自主招生，既要社会上出现多种获得认可的标准，也必须保证竞争的公平和质量，政府权力应该从组织考试中退出，更多的扮演监管和立法者的角色。高考标准的多元化，也必然要求高校在选择依靠什么标准录取谁上有自主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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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去行政化，自主招生才能遏止作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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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行政化，权为私用刺激作弊 现行高考体制脱胎于全能体制，当初主要是一种身份遴选制度，如今学历为权力继承铺路。而高等教育体制仍然高度行政化，在资源配置上依旧仰赖于权力的唯一渠道。在这种情况下，高等院校并无充足的动力回应社会需求，也就无从主动严格掌握选拔标准，甚至，由于高等院校与行政权力有如一体的关系，权为私用的现象也广泛存在于高等院校当中，这既使得所谓的自主招生难以获得足够的权威性，同时也使得高考成绩依旧成为招生的主要依据，继续刺激着高考作弊的冲动。 |
现行高教体制与开放社会脱节因此，只要高等教育体制不改革，只要高等院校仍依赖于行政权利的资源配置，而不是受到社会需求的真实制约。那么，作为高校选拔最重要依据的高考，就依旧会成为团伙作弊者牟利的温床，需要指出的是，针对日益泛滥的高考作弊，不能抱残守缺，更不能试图走回头路，高考分数作为最重要乃至唯一的选拔标准，与全能体制的资源配置模式是分不开，与当前日益多元和开放的社会现实已然脱节。改革高考体制的合理思路，应该是让高等院校回归其正常的定位，逐步脱离行政权力，开放社会力量办学，并接受社会需求的约束，逐步向高校自主招生过渡。只有这样，高考作弊的蔓延才能得到真正的遏止。 |
权力退出，考生和高校多向选择方能根除高考作弊 在考试制度改革方面，最近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考试招生制度。”这一描述明确界定了政府、社会机构、学校和考生的权责，而问题是，仅有这样的描述还远远不够。【详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