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权力脱钩才能遏止高考作弊

　　高考作弊由来已久， 因为父母都是高中教师的缘故，早在1990年代后期，我就得知，监考老师睁只眼闭只眼早已经成为常态，加上标准化试题容易抄袭，一些学生因此而获得了与平时成绩不相称的高分，说到这里，父母总是要摇摇头，露出遗憾的表情。 也难怪，文革结束后，教师地位显著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与恢复高考有关，高考体制的基础也就是考场出现如此糟糕的微观生态变化，身为教师的他们自然会感到痛心。

　　在高考恢复后的那些年里，高考是农村孩子脱离农门最重要的手段，也是城市孩子实现梦想改变命运最重要的手段。在早期，相对严格清白的高考制度，赋予了那些通过考核的幸运儿一层光环， 在1980年代，称呼大学生为"天之骄子"，没有谁会觉得矫情。既然通过高考的含金量如此之高，可以想象，试图从中钻空子乃至作弊的诱惑也将同样巨大。不过，在一开初，由于前30年的全能体制在文革后仍保持了相当的延续性，自上而下的严格的中央集权组织体制、绝大多数人被编织进了单位制或公社制当中，以及专政打击的威慑力，从各个方面保障着高考的严肃性，以致很少有人敢于以身试法。因此，高考之所以一度蒙上一层神圣的光环，甚至有人将高考制度与科举制度相提并论——沿用至今的高考"状元"之说可以为证，还在于两者都是由国家权力所主导的一种选拔，自上而下贯彻执行，并由国家权威为信誉担保。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上述条件均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尽管仍大体维持了中央制的架构，但地方和部门等各级权力也获得了相当多的自主空间，社会日益复杂多元，也削弱了传统的专政威慑力，市场经济的大潮，也在示范着突破规则的"好处"，在此情况下，功利至上的冲动开始压倒遵守规则的意识，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体制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名校和热门专业依旧令人趋之若骛，于是，由考场里的微观生态变化开始，高考的严肃性开始一点一点地被削弱，有组织的作弊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更有不少有权人士为其亲属后代作弊提供方便。由于高考涉及教育、公安、学校等多个部门，可以想象，如没有监管的权力之中人参与其中，作弊尤其是有组织团伙作弊将难于上青天。

　　其实，任何由权力保障其权威性的制度，都要面临权为私用的考验。如同当年的科场弊案也总是由内部人士参与操作一样，高考作弊也离不开权力中人的参与。针对高考作弊日益猖獗的现象，许多人认为，只有依靠更高权力的介入，"令行禁止、严惩不贷"，以此维护国家法规的严肃性，并抬高违规者的风险， 就可以对作弊加以遏制。而在我看来，可能问题的焦点并不是如此见招拆招那么简单。一方面，中国社会发展已经足够复杂多元，很难再回到自上而下的全能体制统辖一切的状况；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全社会提供合格人才，那么，就应该有一套检验人才的成熟反馈机制，由社会需求制约高校，进而推动高校严格掌握选拔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让高考作弊变得无利可图，才能从源头上遏制高考作弊。

　　现行高考体制脱胎于全能体制，在一开始，与其说是一种教育选拔体制，不如说是一种身份遴选制度。1980年代流行的60分万岁即说明了这一点，如今，这一制度色彩虽然已经淡化，但高等教育体制仍然高度行政化，在资源配置上依旧仰赖于权力的唯一渠道。在这种情况下，高等院校并无充足的动力回应社会需求，也就无从主动严格掌握选拔标准，甚至，由于高等院校与行政权力有如一体的关系，权为私用的现象也广泛存在于高等院校当中，这既使得所谓的自主招生难以获得足够的权威性，同时也使得高考成绩依旧成为招生的主要依据，继续刺激着高考作弊的冲动。

　　因此，只要高等教育体制不改革，只要高等院校仍依赖于行政权利的资源配置，而不是受到社会需求的真实制约。那么，作为高校选拔最重要依据的高考，就依旧会成为团伙作弊者牟利的温床，需要指出的是，针对日益泛滥的高考作弊，不能抱残守缺，更不能试图走回头路，高考分数作为最重要乃至唯一的选拔标准，与全能体制的资源配置模式是分不开，与当前日益多元和开放的社会现实已然脱节。改革高考体制的合理思路，应该是让高等院校回归其正常的定位，逐步脱离行政权力，开放社会力量办学，并接受社会需求的约束，逐步向高校自主招生过渡。只有这样，高考作弊的蔓延才能得到真正的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