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德国酒店客房内放纳粹书籍会有什么后果？

　　日本APA酒店因在客房内放置所属集团代表元谷外志雄所著的否认二战期间南京大屠杀及慰安妇事件书籍，近日引发中韩民众舆论抗议。日本APA集团网站在回应声明中表示，日本保证言论自由，所以不会因为一方压力就撤销自己的主张。日本多年来不乏出现否认二战罪行的言论，这些右翼言行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帜，背后反映地却是日本战后不承认历史，甚至歪曲历史的军国主义行径。而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欧洲，特别是同样曾为二战法西斯国家的德国，结果可能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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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早已“盖棺定论” 宣传希特勒将依法论处

　　与日本政府打着“言论自由”旗号纵容右翼分子否认二战历史罪行不同的是，为了不使当年“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惨剧再次重演，在针对战后一些否定、质疑纳粹德国种族灭绝的言论，德国早已做了“盖棺定论”式立法。

　　自1985年起历经多次修订的《德国刑法典》第130条与189条将公开否认或辩护纳粹大屠杀行为确立为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行为人最高可被处以5年有期徒刑或罚金，而美化纳粹或为纳粹辩解、损害大屠杀受害者尊严的人员可被处以3年有期徒刑或罚金。

　　尽管《德国基本法》中有维护民众的言论自由的规定，但该法第5条也明确指出，言论自由的权利在涉及到一般法、保护青年人权益及个人荣誉时应当是有限制的，其中有关支持纳粹的言论或行为就是被限制的重要内容。

　　例如，2004年5月，德国柏林一家地方法院对一位在公共场合唆使其宠物狗行纳粹礼的柏林人作出判决。法官认为该人士教导其宠物狗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行希特勒礼，触犯了德国禁止纳粹活动的法律，故判处瑟因13个月徒刑。

　　而在2010年6月，一名德国男子因将希特勒的演讲设置成自己的手机铃声，在火车上被同行乘客发现后报警，其在列车到站后被警方逮捕，最终被法院判处6个月的监禁。

　　那么，诸如元谷外志雄的行为发生在德国到底会怎么样呢？

　　曾旅居德国学习和工作长达12年的田真真对快评社表示，在德国，因为有法律的规定，绝对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宣传希特勒，就是“比手势”也绝对不行。而近日再被炒热的希特勒传记《我的奋斗》，其实当中的内容也更多是讲其个人奋斗史，如果涉及到反人类、屠杀的内容，是绝对不可能出版的。

　　所以说，如果在德国，类似反二战罪行的书籍连出版都是严重违法问题，更别说元谷外志雄这种在酒店公开宣传反二战罪行的言论行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除了法律严惩外，元谷外志雄的这种行为更会遭到舆论的道德谴责。

　　旅居德国的《欧洲时报》德国版主编方勇对快评社称，几乎所有传统的德国人都会认为二战历史就是他们国家的耻辱，大家对类似的问题从来都十分反感，更别说对待宣传希特勒思想的人了。

　　欧洲严格管控涉“否认二战罪行”言论 防右翼抬头

　　其实除了德国，包括整个欧洲国家，乃至很多其他国家在对待“否认二战罪行”的言论行为时，都有明确的法律惩治规定。

　　欧洲在此方面的法律出台首先德国的推动。德国政府2007年向欧盟提出建议，这使得否定“纳粹大屠杀”罪扩大到整个欧盟国家。目前在欧洲许多国家，凡是出售纳粹党旗、希特勒画像及其著作都属于违法行为，同时法律规定相关政府也有责任管制民间否定“纳粹大屠杀”的言论。

　　就在去年8月，波兰政府还专门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任何人在谈及二战时期德国占领波兰期间建立的纳粹集中营时，如果使用诸如“波兰死亡营”、“波兰集中营”这类表述，将面临最长３年监禁。

　　具体到案例上，当属法国的“佛里松案”最为引人注目。Robert Faurisson曾是法国里昂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在90年代时因屡次出书并挑战法国有关否定“纳粹大屠杀”的“盖索法”（Gayssot Act）而被定罪且罚金。尽管当时佛里松认为自己的动机只是出于“学术自由”讨论，同时也得到一部分学者的同情，但法庭还是认为其言论中有明显的“反犹太人”倾向。

　　此外，2013年6月，一名奥地利男子因为在Facebook上发布希特勒、纳粹党照片，涉嫌颂扬纳粹主义精神而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

　　旅居奥地利多年的华商记铭对快评社表示，像德国人一样，奥地利人也把这段历史当成国家的耻辱，如果你贸然与一个奥地利人谈论希特勒话题，就如同骂对方祖宗一样，很多奥地利人急于同希特勒撇清关系。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院政治系博士候选人马博刊发于《中国评论》月刊的《言论自由与历史问题立法》一文指出，在欧洲国家中，尽管各国宪法及其他法律都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但也大都在宗教、文化、道德传统上设定了“明确”限制。这一限制就包括公开宣扬“否认二战定论”的言行。

　　可见，即便是在保护“言论自由”相对成熟的欧洲地区，各国政府也都在特定领域划上了红线，如果在二战罪行问题上没有坚定的立法认罪，只会纵容右翼势力的抬头。

　　日本未将“否认二战罪行言论”列入言论自由限制范围 右翼势力在作祟？

　　言论自由不代表绝对性自由，更不能在二战历史问题上歪曲事实。欧洲如此，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也是。

　　美国同样是捍卫“言论自由”的较为成熟国家，其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就规定：“国会不得剥夺人民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权利。”但在具体问题上也并非如此。

　　例如在2012年，一名叫阿尔瓦雷斯的美国人谎称自己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25年，并多次因作战英勇获得“国会荣誉勋章”，最终此人因说谎被判处三年缓刑并处罚金5000美金。因此，在美国，尽管保护言论自由，但发表对国家、社会造成危害的言论同样要负法律责任。

　　作为二战的受害方，以色列在《防止否认大屠杀》法案第2条也明确表示，个人无论是通过书面或者是口头的途径，否定纳粹大屠杀或者为其开脱的行为，都是反对犹太人甚至是反人类的犯罪，将被处以5年徒刑。

　　其实就在日本《和平宪法》中，尽管第21条明确规定，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不得进行任何形式审查。但第12条亦指出，国民不得滥用此种自由与权利，而应经常负起用以增进公共福利的责任。

　　但是关键点在于日本并没有将“否认二战罪行言论”详细列入言论自由所限制的范围内。

　　这一立法问题决定了日本官方在对待诸如元谷外志雄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等国际上早已认定的历史事实时采取纵容的态度。而纵容的背后又不单单是法律需要完善的问题，而是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威胁。

　　特别是安倍政府上台以来，违背民众意愿，强行力推“修宪”；主张推动自卫队海外扩军；右翼政要屡屡参拜“靖国神社”；对历史教材肆意篡改等，都证明日本当权政府的右翼倾向在给日本右翼分子撑腰。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月17日在回应元谷外志雄一事时表示，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反省历史。日本右翼势力发展早已让这个国家蒙上非正常色彩，而当权政府难辞其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