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松：贪官模拟对抗调查大把的智慧用错地方

　　“挺上两三个月，抵坐三五年牢。”这是原鄂州市梁子湖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詹东林贪腐之后，用来“勉励”自己的话。据报道，为了应对组织调查，他多方“取经”，打探如何对抗组织调查的“攻略”，在家提前进行各种“模拟训练”，“预演”组织调查，“鼓励”自己坚持到最后。

　　再幽默的小说家，都很难写出现实中贪官的这副丑态。詹东林对于组织调查手法的想象之丰富，完全出自他“有权不为己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坚定信念，基于他“职位低不显眼，隔墙砖头砸不到我”的老到判断，可见他的贪腐行为，是有备而来的，是明知贪有险、偏向贪途行的侥幸博弈。

　　宁可把心思用在应对组织调查的“模拟训练”上，也不愿关闭内心深处贪婪的欲望闸门。詹东林的“智慧”，无疑是从几十年的官场里混出来的，他当然知道水的深浅与清浑，知道“犯事”的概率有多大，所以不惜放手去博一把。

　　对于权力在手的官员来说，贪腐是个简单动作，应对反腐才属于技术动作。一个官员，把大把的智慧用在这些方面，不惜以最强的模拟训练来应对组织调查，可想而知，用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上还能有多少心思。

　　但透过这个案例来看，对于防腐反腐工作，需要反思的是这种侥幸心理的构成，与法治监管和制度设计的关系。正是因为“隔墙扔砖”的偶然性没有消除，才使得一些官员始终怀有“砸不到我”的侥幸；正是因为“挺上两三个月，抵坐三五年牢”的可能性存在，才让一些官员抱着“撑死胆大的”心态。

　　所以，官员的分文不贪，既需要一名官员党性官性的意志力支撑，更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完善构建。

　　事实上，像詹东林一样鼓励自己面对组织调查时“坚持到最后”也不说的官员，也不在少数。根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前几天，天津市纪委就查处了2名承认在组织开展谈话中拒不说明违纪问题、对抗组织调查的厅级干部。这些官员，其实都在伸出贪手的前前后后，在心底里无数遍模拟过应对组织调查的“实战训练”。他们知道，只要略施“智慧”，贪腐的动作就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只要权力的手脚办得利索一点，就很难留下把柄与证据。

　　可见，权力与反腐工作之间的较量，最终还应该是制度设计的智慧，与贪腐官员侥幸心理的较量；是严格到位的监管，与欲望难挨的权力之手的较量。

　　詹东林的人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仕途人生。反腐工作，最理想的境界是，让官员的聪明用到为人民服务的正道上。官员如果在欲望面前耍聪明，就应该让他“误”在制度笼子的设计上，而不只是误在自以为是的那股聪明劲儿上。

　　刘雪松（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