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没有出现比尔·盖茨式的慈善家？

　　时下中国富豪急剧增加，但至今还没有出现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式的慈善家。据《参考消息》网引用《福布斯》杂志的一份研究资料，资产上十亿美元的中国人在2015年增加了38%。中国是产生十亿美元富豪第二多的国家，但与欧美相比，他们的慈善捐款仍然只有九牛一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份新报告发现，中国人的慈善捐款只有美国或欧洲的大约4%。

　　前时，比尔·盖茨把自己30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名下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用于改善教育提高健康，一分一毫也不留给自己子女。他说：“我和妻子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沃伦·巴菲特已捐了370亿美元。他从2006年7月开始，逐步将其财富的85%捐献给5个基金会，其中大部分捐赠将归于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财富》杂志曾对巴菲特作了一次专访，发表了《是否应该把全部财富留给孩子》一文。他回答《财富》杂志的提问时说：“我的子女们并没有对我的决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更看重积极奋斗，白手起家，经历失败和成功。”“如果给子女留下巨额财产，对他们而言并非是件好事。人们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处理财富，以避免剥夺孩子们享受成就感的机会。对于一个大学生而言，几十万美元的遗产就足够了。”

　　对慈善的观念和作用理解不同，是中国目前没有产生大批有影响的慈善家的主要原因。慈善是为公众谋福利的志愿行为。慈善事业是把个人积聚的财富用于帮助社会，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是社财富再分配的一种自愿的方式。佩滕教授在《理解慈善——意义及其使命》一书中指出：“今天一切美好的生活之所以成为可能，是上一代人，上上一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全世界都受益于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达，而这些既是前辈们辛勤创造并代代相传的结果，也是慷慨的慈善家无私捐赠，支持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不断发展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受益于慈善，可谓慈善无国界。”富豪把管理自己的慈善基金当成一件有成就感的事业来做。

　　因此，慈善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一个标志，也是一种崇高和美。

　　这似乎印证了中西财富观的差异：比尔·盖茨认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而中国人向来认为要自我享受，遗产须留诸子孙。很多中国富豪非但不愿意捐款，反而因担心被“均贫富”而大量移民海外，财富大量转移海外。盖茨说过：“中国的富人购买了很多西方国家富翁品味的东西：艺术品、私人飞机、葡萄酒和爱玛仕手袋。但他们还没有接受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慈善。”比尔·盖茨在接受采访时呼吁中国的富人多做慈善，他认为中国缺乏系统性的慈善行为。

　　中国富翁慈善捐款甚少的另一个原因是慈善组织的运作缺乏透明度，负面新闻不断，慈善机构公信力透支过多所致。还有一些商人和公司的慈善捐款是利益交换。他们通过捐款从政府那里换取好处。很多富豪发现，散财并不比创富容易，没有现代理念和专业知识的引导，很难把好事做好。

　　美国对公众捐出的善款，建有透明的监督约束机制，防止克扣、挪用、舞弊；以便让慈爱之举不至受到伤害和削弱。美国对富豪征收高额遗产税，防止财富因世代相传而过度集中，财富越多，税赋越高，高到“逼迫”富豪把钱“贡献”给社会，让社会去花。它同时照顾富豪们的感受，让他们成立各种基金会，大限度地拥有对财产的“支配权”。实际上，富豪把管理自己的慈善基金当成一件有成就感的事业来做，这也让富豪们掏钱掏得舒心。

　　这，无意巧妙地实现了富豪财富的社会化。

　　我们的国家现已十分重视富豪财富的社会化的问题。十二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明确了慈善的定位，做到了官民分开。过去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官民不分，这次慈善法开宗明义，要保护慈善组织、捐赠人、志愿者的利益，让受益群体切实收到捐赠的得益，慈善捐款公开透明。这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巨大的进步，势必大幅度地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随着《慈善法》的实施，我们高兴地看到，就在上个月，电商巨头、马云宣布，将把自己收入的一大部分捐给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和其他慈善机构。马云在全球富豪榜排名第33位，个人净资产超200亿美元。马云还说，他不要求享受因慈善捐款而可以得到的所得税减免。“中国政策”的弗里德曼说，马云可能因为长期与美国商人打交道并熟悉美国生活，在慈善捐款方面也受到了影响。尽管人们对马云的义举还有不同的议论，但他毕竟为中国富豪大力支持慈善事业带了一个好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已注意到，过去五年来，中国慈善组织的数量增加了60%，在2015年达到了4211个。因此，我们也可以乐观地预期，中国公益事业的春天即将来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涌出更多马云式的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