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居二线待遇反升，这烂招宋朝人就玩过了

　　我的朋友小张是一位区县副科级干部，他所在的科室几乎是一个基层机关的标本。小张运用借代这一修辞手法，给科室每个人都起了名字，其中“腰疼的”是一位年过五十、患有腰椎间盘突出，长期不正常上班的前辈。不过从去年开始，区里严查吃空饷人员，“腰疼的”只好又来上班。“反正每天来了什么事也不干，还得给他重新配上电脑、电话。”小张愤愤地说。

　　比较彼此待遇的差异，是基层公务员日常的主要谈资。不知道当小张看到“湖南部分基层官员可退居二线、享受比在职更高待遇”这条新闻时，会不会再次使用他的经典感叹语：“哎，看看人家！”

　　当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企业职工，还在为延迟退休必然来临而哀叹不已的时候，湖南的这些自请早退并可享受更高待遇的领导干部们，确实让人们的小心脏羡慕得稀碎稀碎的。

　　退居二线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独有。中国历史上，确曾有过一些类似的做法。在宋代有“提举宫观”制度，为安置一些免职或退休的高级官员，授予其一个管理道观的空头职位，坐食俸禄而无职事。宋代是一个笼络文官的朝代，“提举宫观”为官员拓宽了退路，确实缓解了赵宋官僚集团的矛盾。但“冗官”之弊，也由之伴随两宋始终。

　　湖南这一政策的制定者们也是有苦衷的。当地组织部门坦言他们实出无奈，合并机关后职位僧多粥少，“用待遇换位子”是为了消化冗员，给年轻干部出头机会。面对同样的难题，今人和宋人的解题套路竟如此重合。

　　“国家官职，朝廷名器”。官员待遇，亦是纳税人所供养。政府职位设立的初衷，究竟是为纳税人服务还是为官员出人头地的呢？没有搞清楚这个根本逻辑，“坦言无奈”的政策制定者，难免让社会大众看起来有那么几分“何不食肉糜”的荒诞感。

　　官员队伍庞大，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管得过多。而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则加剧了问题的积累。如果这些领导干部能够在其位谋其政，仅仅为了给年轻人腾位子就让其提早退休，岂不是一种人才浪费？假如是因为这些干部尸位素餐，当地政府为了激活行政效率而以这种方法实现新陈代谢，则某种程度上是对懒政的纵容。在京津等地落实《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所出台的细则中，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对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调离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免职、降职等方式予以调整。这才是合理的解决之道。

　　战国时代诸子百家都在为解决社会问题开药方，儒家、法家、名家不约而同地强调“正名”。也许当时的智者们都明白，社会混乱正是因为一切都偏离了本分。行政职位本为服务人民而设，才不配位者让位理所当然，如果职位成了官员讨价还价的资本，也是忘记了“权为民所用”的根本。

　　（文/于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