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准红色预警”能否让民意对接政策

　　政协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昨天下午开幕。朱良委员建议，修订《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增加“准红色预警”等级，并对发布条件、启动时间、发布和解除程序、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等作出明确规定。

　　红色预警是应对雾霾的最高级措施，启动时中小学幼儿园停课、单双号限行、2000多家企业停产限产，对市民生活和工作影响不小，比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就让一些家长左右为难：把孩子送到学校，难免雾霾侵袭；把孩子留在家里，谁来照顾？那么，能否通过细化政策，做到治霾和生活便利兼顾？

　　设立准红色预警等级，可令政策更有弹性，而有针对性地选择应急措施，既能有效控制污染、保护人群健康，又不至于对市民生活干扰太大、付出过大经济代价。

　　朱良的另一个理由，也道出了不少市民的心声，即能否让红色预警的启动条件更灵活，更机动。按《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规定，红色预警启动条件是连续三天以上重污染，如果预测中间有半天刮风，使空气质量指数降到200以下，就不能采取红色预警措施。即使达到红色预警程度，也很难提前几天采取措施。这一规定，在制度设计之初有其合理性，但经实践检验也体现出弊端，“一不小心”就会启动滞后，比如雾霾最严重时未必启动，启动之后空气却已明显好转，启动效果大打折扣。

　　设立准红色预警，不是推翻红色预警，更不是颠覆治霾手段，而是通过政策优化，最大程度彰显治霾效果。探讨效果更明显、效率更高的预警模式，并能贴地而行，无疑深孚民意，明显提升公共政策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当然，设准红色预警只是个建议，能不能实行、如何实行及何时实行，应交由两会热烈探讨。关于治霾，应该秉持一种价值共识，即预警固然重要，但毕竟只是一种应急手段，治污重在常态化，如果平时倾尽全力，效果显著，又何须频频启动预警？

　　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年的市政协全会上，朱良委员在治霾上也有高论。他认为，要留住“APEC蓝”，必须靠人努力。人努力，一个字就是“减”，翻译成政府语言就是“限”，只有采取强有力措施，才有可能减少排污。两厢对照，不仅让我们看到一位政协委员在治霾方面的履职连贯性，也看到了他是真思考，真诚建议。事实上，像朱良这样的委员还有不少，他们建言献策，无愧使命。

　　诚然，治霾必须靠人努力。人努力，既体现在特殊时刻果断启动预警机制，也体现在一以贯之的强力减污。从代表委员提供智力支持，到政府部门倾力治理，从民众积极参与，到企业遵守规定，假以时日，雾霾终究会被驱散。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