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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深靖:另一场“中日战争”在台湾课本里打响

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林深靖

  “捍卫台湾史,拒绝中国化”,这是反课纲游行队伍中,浮动于街头的醒目标语。无需讳言,“拒绝中国化”正是反课纲动员核心诉求之所在。当然,“中国化”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去台湾化”。教育部的回应一直松软闪躲,现任部长吴思华的风格充分展现了马政府的特质。倒是上一任教育部长蒋伟宁抛出过一个相对直接的说法:“完全没有去台湾化,去日本化倒是有一点。”

  在台湾本土掀起另一场“中日战争”?

  新课纲引发重大争议,正反双方说词纷杂,一般民众无缘也无力细究课纲内容,左顾右盼,莫衷一是,乍看彷若猛烈战火,其实是弥漫的烟雾。倒是上述的街头标语和蒋伟宁的回应帮我们化繁为简,直指核心:反新课纲者是担心未来的课程内容会太过“中国化”;新课纲的支持者则是认为过去的内容太过“日本化”。

  说穿了,课纲争议,就是“中国化”与“日本化”之争,这是在台湾本土掀起的另一场“中日战争”。

  只不过,台湾人民绝大多数是汉人血统,虽有先后之分,父祖来自中国大陆,毋庸置疑。语言、文化、信仰、礼俗节庆世代沿袭,没人敢说不是来自原乡祖居地。因此,所谓“中国化”,不是未来,而是当前之事实;无需编造,因为已是本质。

  倒是反课纲动员中所呈现出来的,对于日本殖民时期之温存眷恋,相对令人好奇。甚至“日据”、“日治”之用语,慰安妇是否“被迫”……都可以在争议之列,放眼全球,台湾可谓绝无仅有。像台湾这样对殖民主魂牵梦萦的,举世仅见。

  日本大阪有一座博物馆,人称Peace Osaka,“和平大阪”,以收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关事物暨民众记忆而知名。其导览前言是这样写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以及其他东太平洋地区人民所承受过的巨大痛苦,日本必须负起责任……对于韩国和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期间所受到的巨大伤害,我们同样不能卸责。”这是日本有识者对于军国主义,对于殖民罪责的警醒之语。他们很清楚,和平,必须建立在对战争伤害的反思之上。

  战争、殖民,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压榨欺凌,这当然是人类历史上伤痛的一页,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国家,对于殖民战争的描述,occupy、invade…,是最基本的动词,唯独在台湾,“占据”、“侵略”成为教科书上禁忌的用语。

  台湾有一派本土论述,雅好夸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之功绩,以反衬旧中国之落后,并据此得到一个简单有效的结论:国民党入台,造成台湾现代化的障碍。

“和平大阪”博物馆展览品
“和平大阪”博物馆展览品

  长老教会牧师的勋章

  放眼四海,凡是以武力强占他人土地,榨取异族人力暨自然资源以利自我发展的侵略行为,皆与法西斯暴力一样,受到破坏人类文明的谴责。台湾却彷若世外之地,自我开发出一套对于殖民统治的美好想象,并且坚定而勤恳地在任何场合,包括教科书,矢志为殖民主做出忠诚的辩护。

  如是奇诡的,具有台湾特色的殖民史观,看似荒谬,却是浸浸然成为本土主流。

  Why?我们不得不问,台湾社会这一套独特的、悖离于世界史常识认知的殖民史观,究竟从何而来?究竟是什么样的独特力量,得以引领这一套史观,进而成为本土历史诠释的霸权?

  “我想每一个人都会同意,所谓的成功殖民,就是人民发自内心对新政权臣服,以及新环境能够引导社会道德明显改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那些勤勉、机敏且具有影响力的福尔摩沙民众,已经开始感觉到他们确实受益于日本的殖民。我曾与一些反叛份子交谈过,我发现他们的反抗都是起于纯粹的无知,另一些人则是因为热爱冒险,不愿每日脚踏实地的工作,因而‘起身抵抗政府’。”

  这是甘为霖《台湾笔记》中的一小段,写于日本殖民初期。甘为霖本名William Campebell,苏格兰人,英国长老教会牧师,1871年奉派到台湾宣教,1917年离台,返英退休。他在台期间,曾获日本官方授予“勋五等双光旭章”及“勋四等瑞宝章”。
巴克礼与甘为霖(右)
巴克礼与甘为霖(右)

  再看另外一段,记述1895年日军登陆台湾之后,自北而南,逼近台南府城之场景:“他们一路南下,不断遭遇民众的抵抗,最后所有日军会师在台南府之前……当时台南府内有三位传教士,经由我们居中调停,日军才得以兵不血刃,和平街收这座城市。我们很幸运能担任这样的角色,因此得到了双方的感激。我们主要关切的,就是这种新的局势会如何影响福尔摩沙的宣教事务。就这一点而言,我很高兴地说,我们现在的景况比以往中国统治时代好多了,不管是人民或新统治者皆然……日本官员即使不是基督徒,也相当了解:与中国的异教相比,基督教更有助于推广文明、秩序和启蒙,而这些正是他们打算在此地推展的目标。”

  这是另一位长老教会传教士巴克礼的记述。巴克礼原名Thomas Barclay,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Glasgow),与甘为霖是小同乡。巴克礼牧师1875年抵达打狗(今高雄),宣教地以台南为主,是台南神学院的创办者。于今,台南市文化中心对面有一片宽阔的绿地公园,即是以他为名。

  1895年,台南府城抵抗激烈,日军准备巨砲轰城,巴克礼和宋忠坚(Duncon Ferguson)两位长老教会牧师主动求见乃木希典大将,接引日军入城。日本明治天皇为此授予五等旭日勋章。

  本土论述中的文化霸权

  长老教会的事业在台湾顺利开展,根据巴克礼1900年发表于纽约《基督宣教会》(EcumenicalMissionary Conference)的文字,日本刚接管台湾时,“领受圣餐”的信徒,全岛大约三千到四千人。到了2015年6月21日,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在台湾各地同步举办“庆祝宣教150周年”大会,光是在高雄巨蛋举行的场子,就有一万五千名信徒参加。民进党的高层领导,从党主席蔡英文、高雄市长陈菊、屏东县长潘孟安、以及南部现任诸多立法委员、前行政院长张俊雄……等人全程恭敬参与。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和高雄市长陈菊都参加长老教会宣教150年大会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和高雄市长陈菊都参加长老教会宣教150年大会

  蔡英文更在致词时,大力肯定长老教会自1970年代以来即积极推动的“台湾住民自决”。她更高度推崇巴克礼对台湾的贡献,强调:“我们要把巴克礼牧师与上帝立的约,当作自己的约!”最后,对着巨蛋中仰首企盼福音的长老教会信众,她激亢地宣誓,要以巴克礼为最高典范,她说:“在这里,在各位的面前,我也要与台湾人民立约……我必将奉献所有,让台湾人充满荣耀!”

  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情境,这样的崇隆誓言,足以见证长老教会在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面向的巨大影响力,当然也足以见证其在本土论述中的文化霸权。

  长老教会入台传教已达150周年,在台湾社会扎根一个半世纪,信徒广众,自有其成为文化霸权的基础。只不过,长老教会的史观、认同,从甘为霖和巴克礼的记述中可以看出,皆是以有利于宣教布道做为出发点,而这却又在战后延续成为台湾本土“殖民有功论”者的认知基础。台湾悖离世局常理而独树一格的殖民诠释,其根源在此。洋教士传给我们的历史,于今就是独派指定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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