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华：乌木面前不应忘记“法无授权不可为”

　　作者：朱永华

　　6月28日，广东惠州市民林先生，从东江捞出了44根疑似乌木的木头，可木头刚从江底捞出来，林先生就被人举报，警方根据报警线索，暂扣了林先生捞出来的这批木头。经过前期调查，这批古木初步确定是“乌木”，惠城区文广新局局长告诉记者，如果这批木头需要上交给国家，文物管理部门将对补帖林先生等人的打捞费用。此外，为了表彰林先生上交国家文物的举动，当地政府还将对林先生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一般给予个人奖励5000元，颁发荣誉证书（据7月4日《央视新闻》）。

　　乌木，学名叫“阴沉木”，经过上千年的碳化而形成，有“东方神木”、“植物木乃伊”之称。因其外表呈黑色，所以又叫“乌木”，是制作工艺品、家具的珍贵木材，市场价值连城。但是乌木，既不属于“矿产资源”，更不是埋藏文物，因此，无论《矿产资源法》还是《文物保护法》对他均不适用，从本质上来说，它只是普通树木被大自然“锻造”出的派生品，即天然“孳息品”，与自然界普通动植物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是市场价值奇高，即便警方根据我国民法通则79条规定予以暂扣，引用法规依据也过于牵强，专业法律人士指出，有关乌木的权属和定性，现有法规资料并没有明确界定。也就是说，国家尚没有明确法规规定群众发现并挖掘出的乌木就一定归属国家，也正应为如此，每一次乌木被挖掘后，政府的介入，都会引发公众舆论的质疑。

　　法律是基于社会公共道德而提升的带有强制性的制度规章，说白了就是集大众共同价值判断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制度，任何一国的法律都带有本国浓郁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色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情”，而在我们历史文化传统中，“天降横财”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幸运，事实上无论农民在自己所依法承包和管理的土地、山林、沟塘湖泊中发现乌木，还是像惠州市民林先生从东江捞出的这44根疑似乌木的木头，都完全属于意外，既不是出于本能的贪心，也非拥有产权的“国家”所故意隐藏，完全就是大自然对于发现人的一种意外“恩赐”，历经千百年没有被“国家”和个人发现并挖掘，而且不属于“国家”明确规定不允许个人拥有的“孳息品”，它“理所当然”应归属第一位发现并挖出者，从法律上讲“法无禁止即可为”，既然公民从地下挖出“人参”及少量乌木可以堂而皇之的占有，为什么一涉及“价值巨大”，政府方面就一定强调归属“国家”呢？这就可以看出，政府看重的不是乌木本身，而是乌木所包含的巨大商业价值。

　　但是，面对这一“天价”的乌木，无论归属权属于谁，都应当从法律上寻找明确依据，尤其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地方政府，更不能仅从价值上来衡量，去对现有法律往自己有利的一方进行解读，实际上，无论按照《矿产资源法》、《文物保护法》还是《物权法》以及《民法通则》，都无法找到乌木归属的明确法律条款，所有的“解读”其实都是“参照”或是“精神”，其实，无论警方、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甚至是法律界人士，内心都清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任何人发现这么“价值连城”的天降宝贝，都有占有利益所有权的欲望，同样也都能从现行法律中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读。

　　然法律终究是高于民间传统道德价值的制度，他既体现国家整体利益的意志，也必须恪守他的公平而不能随意延伸，因此，对于乌木归属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乌木归属权的纠结，现行法律中归属权并不完全代表“处置权”，就像农民不能擅自在承包耕地上建住房一样，乌木虽然价值很高，但无论归属权在个人还是在国家，总体上来看它依然还是属于“国家”，由得在归属权上争论不休，不如在“处置权”上寻找既符合传统道德，又符合现行法律且国家和个人都能接受的“共同点”，既归属权归发现者，其处置权归国家。

　　其实，强调乌木“归属国家”，目的其实就是据为地方政府拥有并处置，对发现者付出“微量”的“奖励”，本身就是为政府的强行占有做辩解，让乌木归属个人所有，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禁止其随意处置，“国家”需要对乌木进行处置可以从发现者手里“购买”归属权，双方依法签署“契约”，这样，乌木在个人手里虽然有了明确的价值，却只能由“国家”来决定是否能“变现”，这样，既保证了发现者的个人利益，又能保证珍贵的乌木永远“归属”国家。即使如此，这任然是一个比较折中且有利于地方政府的办法，如果按照国家总理对地方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要求，地方政府非但不应“暂扣”甚至据为己有，更应当承认公民对乌木的所有权，即“法无禁止即可为”。（朱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