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打区域牌，粤港澳合作应重制度融合

　　随着4月20日自贸区扩容和负面清单等6个文件同时对外发布，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由1.0版本升级至2.0版本，从单一自贸区扩容至上海、广东、天津、福建4省市自由贸易试验区。次日，广东自贸区亦正式挂牌。

　　新设的自贸区除复制上海成功经验，并进一步提出建立行政咨询体系、审管分离、审批归口等创新做法外，更是大打区域化发展牌，以差异化定位辐射各自所在的经济区域。例如，广东自贸区立足于推动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将通过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打造区域发展综合服务区等，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和内陆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显然，当自贸区建设从1.0版本进入2.0版本，如何将改革后的制度运用于更广泛的区域化合作与发展将成为重头戏。自贸区之于中国的意义，除了自贸区本身自带的互利属性外，更重要的是与国际投资、贸易、商事等规则接轨，以开放倒逼改革，在自贸区完成融合试验后向全国推广。因此，在上海一地进行自贸区试验之后，注重区域化协同发展，既有利于区域战略的推进，亦有利于自贸区试验本身的深化。京津冀更多的是围绕政治中心的区域化协同，两岸之间目前的状况很难有深入的合作，而广东与港澳之间素有合作，不仅可借鉴港澳的国际经验，亦有珠三角这一制造业中心作为试验田，在与国际接轨并以开放倒逼改革这一方面，客观上更有优势。如何将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则需要作好规划。

　　早在2003年，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已经签订，而泛珠三角“9+2”的合作框架亦已确定十年。然而，这些政策框架较为宽泛，作用有限，粤港澳合作的战略目标一直比较模糊。过去三十多年的粤港澳合作，尤其是粤港合作，更多是通过加工贸易或招商引资等方式，以珠三角作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加工区，通过廉价土地与劳动力生产产品，再由香港出口到世界各地。随着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样的低附加值浅层合作已难以为继，出卖汗水也不符合双方合作共赢的长远利益，粤港澳亟待更深层次、更专业的合作与共融。

　　广东自贸区显然已有所考虑，提出未来将进一步放宽港澳投资准入，推进内地与港澳服务行业标准进一步对接，率先实现粤港澳贸易自由化，并将建设港澳青年创业园。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政策需要更多考虑对港澳先进经验与制度的借鉴，尤其是港澳青年创业园与国内创客潮如何结合进而推动粤港澳的协同发展，否则可能会变成以非税收优惠的政策洼地吸引港澳从内地获取发展红利的另一种方式。

　　实际上，无论在融资租赁等金融创新、国际航运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甚至城市管理方面，粤港澳都有进一步合作空间。而最重要的是，利用自贸区法律法规的优势，试验与港澳的制度融合，通过制度红利刺激发展活力。自贸区归根结底是通过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来换取更好的发展，而包括航运、创意、教育、医疗保健等行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都是高度敏感的，因此，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林江教授曾建议，广东自贸区可让内地部分商事法暂时不在自贸区实施，而改为使用类似香港的商事法，甚至将香港法院制度引进南沙，这正是希望通过制度融合最终令广东自贸区之规则与国际接轨，从而实现倒逼改革。

　　出卖汗水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自贸区扩容的2.0版本下，广东自贸区肩负着的使命不再是通过政策红利吸引港澳投资，而是通过与港澳的制度融合取得更好的协同发展，进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