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修健：都别紧张 给被虐儿童一条生路

　　文 | 段修健

　　每次写稿处于焦灼状态，我总想起那句经典传诵的“我叫不紧张”。

　　不停念叨这个二十多年前从赵本山嘴中冒出的金句，辅以深呼吸、双手抚脸等神秘招数，那些徘徊在心跳加速和尿点边缘的考生少年，被一一救赎。可随手搜索了一下“紧张”，冷酷程序通过无情算法给出的答案，把我三十多年积累下的生活经验撕个粉碎。比如，“永远不要控制自己的紧张。一种紧张当你越想控制时，它就越会变成一种妖魔，反而更加厉害”。

　　当南京检方在案情通报前加上“重大发布”栏头时，我已经能够想象到，电脑那头点击鼠标者的眉头紧皱。确实，先前虐童案的案情进展很受关注，犯罪嫌疑人的动态更牵动人心。可如此“重大”的通报，第一时间的文稿居然不足五十个字。惜墨如金的背后，决策者怀着小心翼翼的心，但似乎又在汹涌舆情面前束手无策。官方对每起事件谨小慎微是个很不错的态度，但过于紧张会造成动作变形。

　　现在回过头去看，舆论质疑的焦点并不在于逮捕与否，而是施虐的那位养母会不会受到严厉惩罚。这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其实都隐埋在六个多小时后“亡羊补牢”的《几点不捕理由》中。最简单直接的说法是：不逮捕并不是程序终结，案件仍在继续。如果一开始就轻轻松松作此说明，哪还会引来那么大的压力。酷酷地抛出只言片语，以为能将紧张一起甩出去。水面不会平息，更大波浪回旋裹挟你自己。

　　承办案件的浦口区检察院想起了“逮捕案件公开听证”。这是个新鲜“玩意”，在很多地方的报道中都被贴上“首个”标签。我承认，在第二份通报开头看到“公开听证”时，我也有点为检方紧张。因为这些年来，听证会有被“玩坏了”的迹象。一些地方机构举办的听证会，听证人员来源不明，听证过程模糊，听证结果往往“不出所料”，这些都让听证会不断收到差评甚至负分，让人们留下听证只不过是走过场的印象。所以南京虐童案的逮捕听证会受到质疑，也就不足为奇。

　　召开听证会的缘由、依据和必要性等，都应该被解释，而且要加上个要求——细心。要不然民众一吵吵，又要引发新一轮紧张。这可不是我乱说。举个小例子，对比“南京检察”官微通稿和旁听记者的记录，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就会把人弄糊涂：通稿里讲明是4月18日，可记者呼吁人文关怀时，回忆的时间却是4月16日。这一定是其中一方的失误，但不管是谁错，都会引发不必要的猜疑。我觉得，每一次“手滑”都不是无缘无故，大概原因都能归结为太紧张。无论是检方，还是媒体或者个人，都不要受到太多社会情绪的渲染。碰到这样人情和法理两难的“囚徒困境”，回归常识是缓解紧张之道。

　　儿童健康安全无小事，这可能是大众的普遍心理，一提到小朋友出事就紧张。但紧张的舆论不能把自己的判断，当作司法裁量的依据；甚至，对于事件的过度紧张，一哄而上，会让多数人失去理性，止步于情绪。

　　多家网站针对是否支持“不予批捕”做了在线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网民支持逮捕。就有人据此认为，听证会上的意见不该和网络调查的结果完全相悖，听证结果不能代表大多数的民意。看上去确实有些道理，可是好像完全忽视了什么：司法程序中听证的对象，不是公共事务，为什么要符合“代表大多数的民意”？“不怎样就无以平民愤”的时代早已过去，居中的司法绝对不可以单纯取悦所谓的民意。否则，在紧张民意的压迫下，司法那根紧绷着的弦很容易断掉。

　　就这起虐童事件来说，广泛关注是好事，可集体紧张就未必——这说明大多数人缺乏安全感。现在人们把目光锁定在犯罪嫌疑人身上，却好像都忘记了最重要的那个人——被虐儿童。

　　一个看似简单但实际复杂困难的问题是：这些未成年的被害人，在需要依附父母生活时，如何将维权变为可能？刚性的法律被送抵每个生命个体的途中，常会遭遇伦理、人情和传统等多种柔性路障。这在虐童等家庭暴力事件中的表现尤为明显。表面上看，村社、妇联、学校等机构建成的多重保护体系很完善，可实际效果实在不敢恭维。在许多地方，“孩子不听话，老师你随便怎么打都行”，可能是伴随很多人成长的噩梦式嘱托。一句“管教自己的孩子，天经地义”，就可能胜过一切雄辩。

　　虽然没有明说，包括南京检方在内的司法机关处理此类虐童案件时，都不得不考虑到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被虐儿童的未来怎么办？如果虐待情节严重，父母受到刑罚，甚至他们的监护权被剥夺，谁来接过这个责任重大的接力棒？那本就难堪重负的社会福利院，如果收养儿童的数量一再飙升，恐怕有关领导们又要紧张。将施虐父母批捕进而定罪量刑，事情还只完成了一小步，更多问题像老鼠拉着的那块木锨。也许线有点长，不太容易看得到。

　　紧张难以控制，但不是毫无办法。比如“学霸”们面对紧张时，往往更从容一些。当然，“学渣”们完全可以忽视。能紧张，说明还不是无可救药。围绕被虐儿童的生路，政府、媒体和社会各界都不要太过于紧张。至于当“学霸”还是“学渣”，就看怎么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