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尘暴哪来的？这问题居然争了20年！

　　编者按：4月15日傍晚，北京出现沙尘暴天气。北京市气象台表示，北京城区上一次出现沙尘暴在2002年3月20日，此次大范围沙尘暴是近13年来北京遭遇的最强沙尘天气。南方周末曾撰写文章《20年争论未定 沙尘又起》，通过甘肃民勤个案解剖以及梳理二十年中国沙尘暴研究之路。虽然时隔五年，仍有极强借鉴意义。

　　文 | 南方周末编辑 何海宁

　　肆虐北中国的沙尘暴又要卷土重来。过去二十年中国沙尘暴研究争论不断，以致治理方式各异。南方周末通过甘肃民勤个案解剖以及梳理二十年中国沙尘暴研究之路，目的无他，只冀望在极端气候日益加剧的背景之下，沙尘天气能进一步得到治理改善。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各路专家加盟沙尘暴研究，“沙漠”派、“气象”派和“地质”派此消彼长，从沙尘暴成因到治理方式上纷争不已。如何设立专一机构统筹研究，如何理顺沙尘暴治理体制，成为当务之急。

　　“沙漠”派VS“气象”派

　　“现在沙尘暴研究处于松散、没有主流的状况，是一个无序的状态。”3月25日，在兰州的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内，69岁的陈广庭研究员说。

　　他做了一个形象比喻：“这就好像盲人摸象一样，有人摸到了腿，有人摸到了鼻子，然后各说各的，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统筹这个事情。”

　　20年时间，中国沙尘天气研究从经费捉襟见肘到历任国家总理亲临沙尘暴策源地视察、批示，从一穷二白到各家争鸣，可谓波折不断。直至今日，沙尘研究依旧在争论。

　　我国沙尘暴研究始于1993年5月5日甘肃的“5·5”黑风暴。

　　这次建国44年来最严重的风沙灾难，造成了85人死亡，影响范围达100万平方公里，整个河西走廊在4个小时之内损失牲畜12万头，37万公顷耕地因沙土掩埋而绝收，直接经过损失高达6亿元。

　　沙尘暴指的是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沙尘天气，而黑风暴是特强沙尘暴，能见度小于50米。“5·5”黑风暴引起国家高层震惊。中国气象局为此专门在兰州召开了第一次国家沙尘暴研究会议。

　　自此，沙尘暴正式进入公众视野。陈广庭的同事钱正安研究员回忆说，也就是那时起全国出现了沙尘暴研究热潮，不光气象、沙漠研究人员，连植物方面的专家也加入了。“当时认识到沙尘暴是天气原因，也是人为破坏、土地荒漠化的结果。但没有确定沙尘暴源地。”陈广庭说。

　　事实上，“5·5”黑风暴之前，科研界已有微弱研究成果。据钱正安回忆，在1979年，有专家发表了第一篇沙尘暴成因的学术文章。“那篇文章主要是强调大气环流的影响，但观点还不明确。”

　　在中国沙尘暴研究学者的眼中，“5·5”黑风暴之后，业内便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种观点：沙漠和气象的研究人员分别强调沙漠化和大气环流的主要作用力。

　　陈广庭记得在2003年一次众多专家向国家科技部报告的会议上，一名持“气象”论的专家称，近期沙尘暴活动频繁，是因为反厄尔尼诺的大气现象造成的。报告完毕之后，一名持“沙漠”观点的旁听专家立刻发言，认为观点不准确。

　　“植被破坏，荒漠化才使得沙尘暴增加。”陈广庭回忆说，“如果把原因归结于气象，那么人是没有办法的，因为现在人还没有办法控制天气。”

　　与陈广庭例举荒漠化的论调截然不同的是，钱正安每次讲述沙尘暴时，均以我国北方气压变化为索引。“作为气象工作者，我们认为大气环流是更重要的因素，沙源是次要原因。”钱正安说。

　　钱正安的判断来自对过去50年，我国土地荒漠化面积、北方沙尘暴频次、大气环流变化的对照研究。“我国荒漠化面积一直在增加，但是，不同年代沙尘暴有时增强，有时减弱。这种变化是和我国北部大气环流活动的强弱相吻合的。”

　　尽管两派观点相左，但是两派都认同沙尘天气的3个必要条件：丰富的沙源、强风和空气不稳定性。而且研究也互有交叉。陈广庭用西风带北移的理论解释了今年沙尘暴增强的原因，钱正安也认为，目前治理沙尘暴，只能依靠恢复地表植被。

　　沙源地治理之争

　　争论并未随着“5·5”黑风暴停止。世纪之交，我国北方，特别是北京数年沙尘暴肆虐，就此引发新一轮争论。国家为此连续3年召开学术会议。

　　我国沙尘暴有四大策源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甘肃河西走廊至阿拉善地区沙漠、内蒙古阴山北区、蒙甘宁长城沿线。这在业内达成共识，但在如何治理上，却争论不断。

　　为了防止沙尘暴蔓延，自2000年开始，国家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改善京津及周边地区生态。这项工程建设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省区市。

　　然而这项保京津的工程，却遭到业内专家反对。一次会议上，在谈及京津地区的防沙治沙工作时，钱正安当时就站起来发表了不同看法：“我从西北过来的，袖子抖一抖，就有沙子出来。不能只强调保护北京，中国沙源应该是在中国西北、中蒙地区。”

　　除此之外，业内对沙尘天气的主要成分也是意见分歧。

　　2005年，十多名专家联名向相关国家部门上书，指出影响京津地区的主要为“尘暴”，而非“沙尘暴”。

　　他们认为，沙尘暴是沙暴和尘暴的统称，沙暴以粗砂为主，在近地面层活动，很少能升到10至20米以上空中。尘暴中的浮尘高度，则可高达数公里，飘往全国各地。

　　“我们搞地质的跟气象的不一样，认为沙暴和尘暴不能混为一谈。”上书专家韩同林说。他是中国地质大学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时隔5年，3月23日，韩同林在电话里的语气依然激动：“过去一般认为沙尘暴是从沙地里来的。但是，通过我们研究北京的粉尘成分来看，一般含有大量的可溶盐，盐碱比较高。”

　　他继续解释，影响京津地区的西北方向沙漠、耕地盐碱含量微乎其微，只有干涸的盐湖，盐碱含量才与北京粉尘相当。“所以北京的盐碱成分主要来源是干涸的盐碱湖，不是沙漠、沙地。”

　　韩同林等专家的观点并未获得主流认可。

　　陈广庭和甘肃治沙研究所前所长王继和都表示难以认同。“其实北方戈壁滩上的沙石都是盐碱的，不一定是湖泊。一些湖泊都已经干了，扬不起尘来。他（韩同林）那种说法不全面，我们也不能说他不对，但是它（干盐湖）占的比重小，相对作用不大。”王继和说。

　　更有专家认为，舆论已过度渲染沙尘天气，以致妖魔化沙尘暴，必须认可沙尘暴的优点。内蒙古防沙治沙协会副理事长陈安平认为，沙尘暴有许多不为人所熟知的优点：碱性沙尘能中和酸雨；大气微粒可以反射太阳辐射，降低地球气温；百万年来沙尘气流堆积了黄土高原等等。“沙尘暴是大自然整个生态系统里的一个生态现象，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你想打破或者逆转，应该是不可能的。”陈安平说。

　　最有效的治理方式？

　　显然，如果韩同林等专家的理论成立，这将颠覆我国自1978年实施“三北”防护林以来的治沙策略。

　　“过去国家治沙主要是植树造林，但是，北京粉尘是在几千米高空过来的，树林无法达到这个高度。所以，植树造林能发展当地经济改善环境，对北京尘暴是不起作用的。我们现在必须治理干盐湖。”韩同林说。

　　正因如此，近年来，这种指向造林工程的质疑声一直此起彼伏。

　　早在2006年，北京媒体就曾采访农业部，时任畜牧业司副司长的宗锦耀表达了不满：“防沙治沙应尊重自然规律，干旱地区适宜种草，种树那是劳民伤财。”

　　更让王继和担心的是，当地政府将植树造林变成形象工程——场面很大，树木很密。实际上，绵延数公里宽度的树林，密度过大，也会造成树木之间争水，导致“栽了白栽，栽上就死，死了再栽”。

　　“林业局是专业部门，不是综合机构，无形中形成了造林就行的观点，直到现在也是这样。”陈广庭说。

　　防沙治沙法规定，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全国防沙治沙工作。1994年，全国防沙治沙办公室成立，隶属正部级的原国家林业部。1998年机构调整，国家林业部变身为国家林业局，级别降至副部级。

　　目前，中国防治荒漠化领导小组与防沙办合署办公，国家林业局局长任小组组长，19个部门为成员单位。“林业部门曾经请农业部等其他部门去办学术班讲课，农业部都是派个专家来随便讲讲，他们感到不被重视。”陈广庭说。

　　在陈广庭看来，治理沙尘暴包括很多方面：水土流失归水利部门，草原种草归农业部门，土地盐滞化没有对应部门管理，“应该有一个权威部门，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才行。”

　　陈安平认为，更有效的方法是，加强治理资金的管控和引导，引入市场机制。然至目前，国内这个产业没有成功案例。

     （本文刊载于2010-04-01南方周末，原标题为《20年争论未定 沙尘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