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亚洲：锯腿男的绝境也是你我的困境

　　还记得河北保定那个“锯腿硬汉”郑艳良吗？2012年4月14日，因不堪右腿腐烂生蛆，郑艳良用一把钢锯、一把水果刀，嘴里咬着一个裹着毛巾的痒痒挠，为自己做了“截肢手术”。半年后，媒体关注到这个不幸又坚强的男人。他的故事被认为是击中了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软肋。如今三年过去，“锯腿硬汉”怎么样了？他的苦味人生是否遭遇到了新的难题？（3月23日《华商报》）

　　根据媒体的描述，这位以残忍换来“幸运”的锯腿硬汉，再次陷入了困境，除了“掐着指头算来算去，36万元捐款就剩下七八万了”之外，“熬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恐怕是他更大的心病。我们无从知道这一次他是如何再次走进媒体的视野的，在两年前，他以失去双腿的代价，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也由此带来了命运的改变—不用等死了，各界捐款、政府协助，成了他新的依靠。此后，他更是直言不讳地对媒体说，他怕自己的事降温：降温对他意味着，像他锯掉腿之前，只能躺在床上等死。这一次，媒体的关注又能否将他带出绝境呢？

　　或许可以乐观地去猜测，如此悲情故事，还能再次触动人心，他或许会再次实现绝处逢生，但是，这能否成为他绝境的终结呢？命运窘迫—媒体曝光—社会捐助—政府协助—命运逆转，郑艳良的命运逆转，可以说是一种不算新颖的弱者逆转模式了。因为媒体的报道关注，能改变多少人的命运，揆诸报端，不难寻见。

　　当我们沾沾自喜这个时代所带来的文明和现代，这种在报端不难寻见的“弱者逆转”，是否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呢？这种看上去温暖而动人的“幸运”，又能有多少的复制空间呢？换言之，锯腿男曾经以及今日所面临的困境或是绝境，又何尝不是你我都有可能经历的个体之痛和社会之殇呢？“免于贫困的权利”、“免于因贫而无活路”，应该是权利救济话境中，我们这个所处时代和社会最紧要和迫切的担当。

　　回到郑艳良锯腿这件事上，选择锯腿，正是因为在制度渠道内的权利救济的失助。在寻求制度救济的途径中，郑艳良显然是遭遇了来自制度和人为的设阻，不仅在经济救济上处处碰壁，在就医过程中，遭遇的要么是宣判死亡的“威胁”，要么便是天文手术费的“要挟”。一个直接的质疑是，靠自己锯腿都能存活下来的病情，为何在医生那里换来的就是“死亡宣判书”呢？所有的难堪和无奈，让郑艳良最终被“命运不济”所打败，选择了悲情的“锯腿疗伤”，三年过去，我们曾一度以为这样的悲情将“击中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软肋，但现在看来，医疗保障体系还是没什么改变”。这样的无力和尴尬，不仅仅是锯腿男所面临的绝境根源所在，更是映射着包括你我在内的无数人困境。

　　可以说，郑艳良们陷入的绝境，恰如鲁迅笔下的“无物之阵”。弱势如他们，所最能倚赖的应该是制度渠道内的权利救济，像郑艳良这样的大病患者，是对国家大病救济政策最强烈的渴盼者。虽然低水平、广覆盖的农村医疗保障，固然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大病救济的政策设计，应该成为权利救济中不可停顿的动向。当郑艳良们能够从制度救济中找寻到希望，人心温暖自不待言，正如“靠制度打动人心，靠制度温暖众生，只有制度救济的真正崛起才能让岁月静好、生命高贵”。

　　文/高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