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全国人大提供的资料里，你的职务后面加了副部级。龚克：可别笑，这是丢人的事。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学校去行政化问题？龚克：希望加快。新京报：现在不少名牌大学校长都走向仕途，你怎么看？龚克：斯坦福的教务长，可以变成国务卿，日本过去的文部大臣基本上都是东大校长出身。中国的政治体系里，过去从大学走到政府部门相对较少，所以大学校长走向仕途我倒挺乐见。（3月10日《新京报》）
在这段与媒体的采访对话中，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可谓言简意赅，至于为什么会觉得职务后面加了副部级，是丢人的事，也是语焉不详。当然，这并不妨碍，舆论从中提留出新鲜与新奇。很显然，龚克校长是在表达对高校过度行政化的反感，不过，他并不对学而优则仕反感。这恐怕也透射出，在高校行政化大背景下，高校掌舵者在其中的矛盾心理。
关于高校的行政化，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如果对龚克校长的话再做一番延伸，当他没有了“丢人”的副部级，这样真的好吗？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官场存续已久的“官本位”现实，就连本应代表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高等教育，在其影响之下也失去了本真的社会价值而备受社会诟病。如何让高校回归本真、重铸大学精神，很多人都认为要让学术远离官场，让教育家办校，让教授治校，彻底清除高校行政化。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表达对高校淡化行政化的期待。但是，在当下的社会体制下，没有了行政级别的高校将面临何种发展境地呢？
高校的发展除了良好的软环境之外，还要有相应的硬环境予以保证，也就是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在内的社会资源。而社会资源本身存在着有限性和稀缺性，在当前的体制下，拥有分配资源权力的人或部门谁没有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呢？在缺乏透明和监督的情况下，谁能保证这些资源分配不带有个人倾向性因素呢？资源的分配其实就是体制内各种力量的博弈过程，如果被阻拦在权力之外或者主动退出，谁来为高等教育争取有限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坐拥副部级地位的南开大学，正是在当下高等教育体制下的受益者。
所以说，教育的发展决非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行业能独自解决的，社会体制的进步也决非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行业就能独立完成的。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纪宝成先生所言，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官级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这也就能好理解，在日前，南科大的学生们对新校长的“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期盼了。
于此而言，去行政化从来都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尤其是需要祛除权力生态中的“官本位”思想。而依赖一个大学校长对“副部级”的吐槽来实现“去行政化”，未免太过天真了些，而一所大学校长，在去行政化步履艰难的大背景下，对“副部级”的吐槽，恐怕也只能停留于苍白无力的个性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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