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召开几天，陆续有官员或前官员身份的委员、代表接受记者采访，回答记者提问。
每至“两会”，官员或前官员身份的委员和代表所言所答，总能引起更多受众的关注。这是因为在位官员的答问往往有涉现行政策，而前官员的答问也会涉及到以前制定的、但对现实仍有重大影响的政策。从这些官员或前官员的答问中，人们可以了解其认知水平，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到这种认知在政策成因中的作用，以及这样的政策与当下现实之间的关系。
“两会”召开前几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改革方案中，就有《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将一个体育项目改革方案的审议提升到中央层面，足见其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不过，对这种必要性和迫切性的根由，有国家体育总局前官员身份的政协委员在答问记者时却有自己的解释：“足球成绩退步缘于完全市场化。”依其所说，“我们当时把足球推向市场的条件其实并不成熟。1992年之前，中国足球在亚洲成绩还很好，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成绩反倒更差了。而那些没有改革的项目，比如大部分奥运会项目，还是沿用举国体制，到现在反而成绩提高了不少”。
在此，暂且不论中国足球是否已经“完全市场化”，如果一个国家负责足球的官员，从实际上的“一把手”及其以下的一众最高层官员直到负责裁判的官员以及众多裁判，从多个俱乐部的老板、工作人员直到各级球队的许多球员，都在大牢里住着，足球成绩还能不差，那么，倒是对国际足球的新“贡献”了。
而实际上，在中国，这么多吃足球饭的人被关进大牢，进而导致足球成绩差，这究竟是与“完全市场化”关系紧密，还是与举国体制关系更紧密，都是大可讨论的事情。至少在中央巡视组反馈给国家体育总局的意见中，看不到任何其所指出的虚假赛事等行业不正之风与“完全市场化”有何干系。相反，中央巡视组所指出的“赛事开发经营混乱，缺少必要的规范和监督”，倒是与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存在着难以掰扯开的密切关系。
官员或前官员的认知与常识相悖，也不仅限于体育行业。今天（3月6日）有媒体报道说，一个同样是前政府部门官员出身的委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竟然要记者去找现任官员提问，避而不谈其在任期间制定的一些政策及其延续至今的政策效应。据说，这位前官员的“低调”是出了名的，其在位时就是如此。
在位时如此，不在位亦如此。这种“如此”，其实也并不是表示相关官员就一定是尸位素餐不作为，反而可能恰是因为作为过甚以致政策太敏感而刻意“低调”。就如上述“低调”的前官员，正是在其任上，其主管的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导致中国在成为房地产大国的路上狂奔不止，于今在整个经济面的后患显著。这种顾左右言他的“低调”所回避的，其实正是政策的失误之处。
作为主管政府部门的官员或前官员，按照政治规则，在“两会”这种场合，向公众交待检讨其工作，以及此前曾经负责或参与的工作，是其应尽的政治义务，并不能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今天还有媒体报道说，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参加安徽代表团会议时检讨说，其在安徽任职时的治淮策略有误，致“淮河两岸人民没富起来，生态也坏了”……这种态度，才是从政者应有的态度。
（转载请注明来源“光明网”，作者“光明网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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