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为什么高薪不能养廉

　　合理的薪俸水平，可以保证公务员过上体面尊严的生活，有助于廉政建设开展。但是高薪并不能绝对保证养廉。高薪或者说合理的薪酬水平，是养廉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这就好比车里有油是车能跑起来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同时还需要这辆车轮子齐全、保养良好、司机就位。

　　非洲的肯尼亚实行高薪政策，议会议员平均年收入是国民平均年收入的400倍。然而，根据某国际组织发布的一项数据，肯尼亚在全球最腐败国家中名列前茅。

　　那么，肯尼亚的高薪为什么不能养廉呢？

　　肯尼亚在制度高薪养廉的政策同时，却缺乏很多配套措施。比如媒体的监督很乏力。2013年，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发生过一起轰动全球的袭击事件，因为有媒体报道肯尼亚士兵在事件中趁火打劫的事情，肯尼亚警方甚至向记者发出“逮捕警告”。

　　反观一些高薪养廉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新加坡和香港，它们除了高薪之外，还有其他比较完备的配套措施。

　　首先是信息公开透明。香港行政首长工资很高，福利待遇也非常优厚，但是，这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行政长官就任时应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申报财产，此后每年，行政长官都需要申报其持有的利益并向公众公开。而香港媒体在监督官员方面也卓有成效。香港的狗仔不光盯捎娱乐明星，也盯捎高级公务员。这种高透明度，是清廉指数较高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特点。自1995年起，瑞典在“清廉指数”国际排行中一直名列前茅。而从1776年，也就是中国乾隆四十一年起， 瑞典就开放了政府记录，供民众查询。从那一年开始，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个传统延续至今。

　　我们很多人只知道新加坡高薪，但是也许不清楚，新加坡与此配合的还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防治腐败，在新加坡，官员腐败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宾 40 倍。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与香港的廉政公署一样，高度独立，拥有绝对的权威。

　　除了以上的一些措施之外，清廉指数较高国家和地区还有以下共同特点。

　　一是司法比较独立，不受行政的干预，这就保证了司法系统独立地开展工作，从而能够真正对行政起到监督的作用。

　　二是合理的公务员规模。新加坡和香港的公务员效率都很高。在机构臃肿、冗员繁多的国家是无法实行高薪养廉的，否则将耗尽财政资金而养无用之人。

　　所以说，合理的薪酬，公开透明的信息，有效的权力约束制度，独立的强有力的反腐机构，有效的新闻监督，开放的民众监督，合理的公务员规模，这些是廉政建设这个木桶的几块木板。有一块短板，这个木桶就存不住多少水。

　　因此，高薪无法独立地承担起养廉的责任，或者说只有在其他前提都具备的条件下，高薪才能很好地发挥养廉的作用。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约束和配合，高薪对养廉而言只能起到部分作用，甚至很多时候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但不能养廉，反而还会助长官员的奢靡之风。

　　当下中国正在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并最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公务员队伍可以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基层公务员更是上情下达的关键环节，因而在反腐败的同时，既要让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的报酬水平更加合理，更要多措并举，让合理的薪俸水平有效发挥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