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一位哈萨克族牧民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境内捡到一块重7.85公斤的狗头金。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据当地史志办工作人员称，这是迄今为止在新疆发现的最大一块狗头金。而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所捡物品如果属于矿产或文物，则需要上缴国家。国家则会给予个人一定奖励，这是惯例!否则可能面临“侵占罪”的指控，有牢狱之灾，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且插播个小故事，2012年，四川彭州村民吴高亮在自家地里发现一根巨大乌木，估值至少数百万，但当地政府半路杀出，以国家财产的名义，名正言顺“依法”强行拉走，之后，村民与政府争执不下，一个希望得到400万元奖励，一个只同意给7万。
这是一个有全国影响力的“普法案例”——除了交公，没得选!但少有人知道，此案进入司法程序后，看到专家和媒体对于法院判定存有争议，吴高亮发誓将上访进行到底，直到去年发生了戏剧性一幕，吴高亮放弃原有诉求，震动全国的“彭州乌木案”在悄无声息中收尾。 于是，当狗头金一出来，人们就已经“猜到了开头”，相关部门介入调查，有律师搬出法律照本宣科说，所捡物品如果属于矿产或文物，则需要上缴国家。
看得出来，这块狗头金的归属确定，取决于两个因素，矿产或者文物。那么，问题来了，在法律意义上，这块狗头金究竟是什么?
据媒体报道，“青河县政府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2月6日，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县文物局就“牧民捡到狗头金”一事回应法制晚报记者称，“我们看了，所捡物和文物不搭接，基本上可以确定不属于文物，只能说它是一种矿产品。”该工作人员还表示，所捡物属于比较重要和稀奇罕见的矿产品，比较贵重，是不是金子需要矿产部门进一步确认。
不是文物!那么，剩下的问题是，是不是“矿产”呢?
据中新网消息，7日，青河县组织联合调查组前往阿尕什敖包乡牧民家了解查看。调查组成员包括组织国土、矿产、公安等多部门，消息人士透漏，此次调查的主要是，狗头金是不是真金，到底有多重，含金量的成分等多项数据，调查结果将全面回应网民关切。
只要清河县调查结论一出，这块狗头金的归属问题就有定论，是“矿产”，交给国家;不是“矿产”，留下!但，在一部分法律界人士看来，狗头金的归属，根本没那么复杂，也用不着鉴定，这事儿从理论上完全就能说得清楚。
——只不过，答案和正统的、主流的观点不一样，这狗头金，谁捡的，归谁!他们是这样论述的
——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的观点被媒体广泛引述，他就认为，这块精美的“狗头金”，不是法律上的“矿藏”，其实就是一块精美的石头，法律虽然规定“矿藏”属于国家，但没听说农民搬几块石头回家就构成“侵占罪”。可能有人说，石头不值钱，而“狗头金”值钱，但法律没有规定值钱的石头属于国家。
法律禁止公民私自采矿，但不禁止公民“捡石头”，偶然拾到，应受到法律保护。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顾则徐，他在南方都市报发文《牧民捡到的狗头金不能算矿产》， 文中开篇针对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明应该归国家所有的一些律师，就挑明了立场：“我坚决反对这些律师的观点，不仅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也是极其危险的。” 他接着论述：这些律师所依据的法律主要是《民法通则》和《矿产资源法》。
《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按照这一规定的字面形式，这些律师的观点似乎都正确得无懈可击，但是且慢，所有人不明的埋藏、隐藏着的所有垃圾物、有害物是否也都归国家所有?它们难道不是“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吗?总不能认为一切无价值、有害的物质归公民所有，而一切有价值、有利的物质就归国家所有吧。
因此，《民法通则》第79条实质所指，不过主要是指矿产与文物而已，该法条并不能按照字面形式给予滥用。并特别论述道“所谓矿，是指具有一定储藏规模并可能具有大规模开发价值的资源集聚形态，它是可探明并具有开采可能的。所谓矿产，是矿中之产。狗头金如果属于国家，国家就要证明该牧民是从金矿捡到的。” “狗头金如果属于国家，国家就要证明该牧民是从金矿捡到的”，这说法很有质感。
知名律师陈有西也在微博表明观点“支持公权对自然界拾得物持慎重态度”，得益于网络上的言论尺度，他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封建皇权私有制。普天之下莫非公产，是乌托邦极左空想主义。只有尊重和严格保护私产，国民才会有归属感，以国为家，安居乐业。
面对狗头金，争议再起。该谁所有，这是个有标准答案更有很大争议的问题。从程序上说，此事还需要等待清河官方的调查结论，但倘若结局一如3年前的“彭州乌木案”，“交公”将成为不可更改的铁律，今后再出现类似事情，讨论的议题可能就只剩下——奖励能不能多一点?
《北京商报》就把这个问题摆上了桌面：政府不能要求所有公民都“心底无私天地宽”。摆出一条很高的道德标准，要么是批量制造伪君子，要么是批量制造“刁民”，这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公序良俗。搞好正向激励很重要，奖励和荣誉能够匹配得上“交公”的机会成本，才能让人们觉得这个事值，而不至于像祥林嫂和秋菊一样，过不去这个坎儿。 法律必须被信仰，同时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一方面，既然现行法律规定所有人不明的拾得物归国家所有，那么人们就得遵守法律，同时希望政府也能够做好激励工作，甚至换成另一种表述，做好补偿工作;另一方面，我们的物权法回避了先占制度，因此在无主之物的争夺上，个人毫无疑问处于劣势。先占制度有利于产权切割，有利于物尽其用，也符合自然法。但在我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先占不被承认，于是争端不可避免。为了避免“政府是在与民争利”的负面印象产生，避免乌木等上交后被不明不白地处理掉，相关的立法工作应该及时补位。
某种意义上，《北京商报》所说的，正是“彭州乌木案”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三年之后，狗头金带着问题又来了，但愿问题不要继续遗留下去了。
华商记者 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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