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确定鼓励和规范慈善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意见》明确突出了扶贫济困、坚持改革创新、确保公开透明、强化规范管理等原则，提出到2020年，慈善监管体系健全有效，慈善行为规范有序，慈善活动公开透明等目标。
自2005年慈善事业发展正式写入国务院文件以来，十年再度发力已经充分体现出国家重视，为此引发业内强烈关注。恰巧的是，这段时间里，陆续有高校与研究机构发布民间版的慈善法方案，诸如12月14日，清华大学N GO研究所、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慈善法专家建议稿，这是首部慈善立法专家建议稿公布。
国务院《意见》的发布，与现阶段各个版本民间《慈善法》建议稿的活跃发布，俨然形成了官方与民间的一个呼应和互动，都为促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想象。最近十年来，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迅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因为法律与政策的滞后，也带来诸多发展桎梏，而且在慈善事业遭遇发展困境与问题时，很容易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同时也有个别人和机构行走在慈善事业的灰色地带，打着慈善和公益名义招摇撞骗，这些问题都说明公益慈善事业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的制度保障。
但从2005年民政部提出慈善法立法建议开始，到2013年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慈善法》已在漫长的立法道路上踯躅近十年。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有关部门一直都秉承着开门立法的姿态。如今在有了《意见》之后，我们更有信心去期待《慈善法》能够尽快正式亮相，从宏观指导意义上的《意见》完善到可执行的具体法律。
不过正如业界人士指出的，此份文件稍显保守，四项举措中三项是“规范管理”，有归复“政府主导”导致明促暗管之嫌，会对慈善组织的掣肘大于利好。基于此，我们认为，在随后的慈善立法中，直至形成最后的《慈善法》，应该形成官方与民间的基本共识，即从全社会的慈善事业着眼，让慈善法成为促进社会活力与提升社会自我治理能力的制度保障。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在慈善立法的过程中，除了继续延续开门立法的良好做法外，还应在价值和理念上意识到将要出台的《慈善法》，必须促进而非限制、是开放包容而非紧缩约束、是充分信任而非忧心提防慈善事业的发展，要激发全社会更多的善，让慈善事业更好地发展，激发社会向善的蓬勃活力，促进社会力量的发展、成熟。
在具体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上，首先应该从政府放权、逐步退出社会慈善领域的角度出发，因为对于政府职能来说，政府更多承担的是福利保障，慈善就应该更多地交给社会的非营利组织与非政府组织，这也是全世界慈善事业发展较好的国家的基本经验，让社会的问题，交给社会组织去解决。其次就是要培育社会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让第三部门和社会领域真正能够胜任应该发挥的社会作用。在方法上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指出的，培育扶持需要做到三个方面，一是政府退出募捐市场，二是政府在社会组织登记方面放开或降低门槛，三是官办的非营利组织、事业单位的改革进行，将资源能够真正地流向社会领域。总而言之，就是政府放权回归它本来的职能范围，同时又赋予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的权利，激发社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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