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标题是4个人的名字。如果不是标题的字数限制，这行文字还可以加进去更多的名字。就比如同样轰动于今年的浙江“叔侄奸杀冤案”的当事人张辉、张高平。这些人的名字，已经为中国公众所熟知。确切地说，这些人的名字，让中国公民不敢不知。因为这些人的案子意味着一个守法公民有可能无故“被”成为一起凶案的罪犯，并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身负恶名而丢掉性命。
佘祥林案：1994年1月，佘妻张在玉因患精神病走失失踪，张家人怀疑张被其夫佘祥林杀害。同年4月，佘祥林因涉嫌杀人被批捕，被原荆州地区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后因行政区划变更，佘祥林案移送京山县公安局，变更为京山县法院和荆门市中级法院审理。1998年9月，佘祥林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2005年3月，佘妻张在玉突然从山东回到京山。4月，京山县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无罪。2005年9月佘祥林领取70余万元国家赔偿。
赵作海案：赵作海案被称作河南版佘祥林案。1999年与赵同村的村民赵振晌失踪。后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赵作海被疑作案而被拘留。2002年商丘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0年4月，“被害人”赵振晌回到村中。2010年5月，河南省高级法院宣告赵作海无罪，同时启动错案责任追究机制。
聂树斌案：1994年10月1日，聂树斌因“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而被刑事拘留。1995年3月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判决聂树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1995年4月，河北省高级法院终审判处聂树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2005年，聂树斌案被曝“一案两凶”——2005年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抓获河北省公安厅网上通缉逃犯王书金。王供述其曾经多次奸杀作案，其中一起发生于1994年8月，石家庄市液压件厂旁边的一块玉米地里，王奸杀了一个30多岁的妇女。2005年1月22日，河北省广平县警方押着王书金到玉米地指认作案现场。王案的时间地点与被害人与聂案完全一样。而王直至与律师会面，并不知道玉米地案已另有“凶手”，也根本不知道一个叫聂树斌的人在1995年作为罪犯已被枪决。其后，“公安部、河北省政法委领导对此事也极为关注。河北省公安厅组织专门力量进行调查复核。河北省政法委成立了工作组，负责对聂案重新调查”。但在王案庭审中，王欲主动供认玉米地奸杀案，被法官以“与指控无关”打断，被公诉方以“查无实据”驳回。2013年9月，河北省高级法院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至此，聂树斌案再无下文。
呼格吉勒图案，近日媒体已有大量报道，在此不赘。
由上述几起案件可以看出，冤案要翻，除非“被害”的“死人”现身说话，办案机关被逼无奈，否则，即使真凶落网也无济于事。更蹊跷但却不令人奇怪的是，今天（11月4日）有媒体报道说，有关呼格吉勒图案的“关键证据莫名丢失”。没有证据，呼格吉勒图案就难被纠错，呼格吉勒图就难洗冤屈，呼格吉勒图案一干办案人就永远正确。
“关键证据莫名丢失”，呵呵，公众却并未因此而“莫名”。公众定义一起案件是否“冤案”，不是严格依据为法律所认定事实的证据，而是根据事实的常识判断。但是，法律认定的事实，只是常识所依据事实的一部分。社会正义的标准，正是依据常识而产生。因此，如果聂案、呼案不是“冤案”，那么，词典里尽可删除这个“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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