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主任医师张普柱医生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55岁。10月24日，42岁的阜外医院麻醉医生昌克勤在手术室内突然昏迷，专家会诊后认为最好的结果就是植物人。10月25日，积水潭医院骨科的骨肿瘤专家丁易在泰国参加亚太骨科年会期间，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8岁。（10月28日《北京青年报》）
两周时间内倒下了三名医生，实在令人心痛。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还附上了一张资料图：6月23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三名医生，做了一台32小时超难度手术，成功挽救了一位女患者的生命；最终，三人累得动弹不得，躺在手术室的地板上。这无疑告诉我们，医生猝然倒下的根本原因就是“过劳”。也许，医生“过劳死”还属于“新闻”，但医生们因“过劳”导致“不自医”的现象，却早已经非常普遍。
医生“过劳”的程度，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的尤为清楚：目前国内近半数医生每周至少要上一个夜班，八成人中午休息不超过半个小时，甚至不少人午饭及午休时间只有10分钟。近八成医生每天工作8至12小时，几乎所有医生都曾连续工作24小时以上，半数人曾连续工作超过36小时，约有两成医生甚至曾连续工作48小时以上。在强大的工作压力下，半数的医生都存在心血管疾病风险，35岁以上男性医生高血压患病率已是健康人群的两倍。
医生为何会普遍“过劳”？根源在于我国医生数量偏少。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卫生统计2011》显示，2000年至2010年每万人拥有的医生人数，欧洲各国几乎都是在30人至49人之间，古巴每万人拥有的医生人数最多，达到64人；而我国，每万人拥有的医生人数，只有14.6人，排在全球194个国家的第64位。更糟糕的是，我国的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均衡，大医院人满为患，医生猝然倒下多发生在大医院，也就不足为怪。
医生总量不足，加上优质医疗资源过渡集中于大城市的大医院，带来的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医疗机构门诊量73亿次，医患纠纷7万例，其中超过70%的医患纠纷发生在三甲医院，相当大的原因就在于疑难杂症患者大多拥往了这些医院。过量的就诊任务，又导致医患沟通不到位、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不够好，误解和纠纷更容易产生。医患纠纷产生后，医生在巨大的脑力、体力压力之下，又不得不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
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根源，又在于长期以来的三大体制障碍。其一，财政对医疗投入的不足，2013年我国医疗投入只有4450亿美元，占GDP不足6%，不及美国的六分之一；其二，财政投入有限就集中力量办“大事”，造成医疗机构、特别是公立医院对政府行政的高度依附；其三，医疗机构对行政的依附，又造成了医生对医院的高度依附。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公立医院管理效率、内在活力低下，同时又不得不屈于经济压力向市场伸手。
体制性的障碍同时带来的，就是大医院的医生忙死，小医院、诊所的医生闲得为生存发慌，从而导致在职医生的流失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在大医院医生普遍“过劳”的情况下，医科毕业生想进大医院又是难于上青天，进中小医院又没有“前途”，于是大量人才在后备的过程中就流失了。待遇低、医疗环境不安全，反过来又影响了医科生的生源，有调查显示，高达94.56%的医生表示不会让子女学医。
可见，大医院的医生猝然倒下，与长期存在的“看病贵、看病难”，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当然，问题已经被重视，改革的措施正在推进，如允许医生多点执业将逐渐还原医生自由职业的本质，多地正在试点的“分级诊疗”也可能会改变目前“小医院门可罗雀，大医院拥挤不堪”的状况。然而，不对公立医院体制进行深化改革，医疗资源的均衡就会遥遥无期，“医生多点执业”、“分级诊疗”可能也就只是“形式大于内容”。
医生的健康，不仅关系着医生本人及家庭，更关系着所有人的健康与幸福。不要让更多医生猝然倒下，我们除了呼吁医生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也应该更关注自身健康；呼吁全社会多给予医生理解、尊重、合作与关心，可能更需要有的放矢、针对性下药。特别是在沉疴已久的情况下，更需要“重病用猛药”，更加深入、坚决地推进医疗卫生体制的全面改革。否则，“医者不自医”的时代怎能终结？医生猝然倒下的悲剧又怎会不重演？（郭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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