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4天的十八届四中全会23日在北京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通过构建五大体系、设立六项重大任务等一系列顶层设计，为“法治中国”的建设勾勒了具体蓝图。
首先，是加强了宪法实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活动的基础。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要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凸现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地位，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现实中，立法质量不高，关门立法、基于部门利益立法并非鲜见。这既影响了法律应有的公平公正性，也不利于法治意识的普遍养成。强调宪法的最高地位，既为提高立法质量设定了标准，也为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提供了基本依据。
其次，是进一步优化了依法行政的制度环境。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为此要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等等。对内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对外引入参与决策和参与监督的力量，其目标不仅是要将权力关进笼子，更是为打造法治政府提供了操作路径。由此，已经实施多年的行政体制改革不仅获得了新的改革动能，而且方向更加明确。
第三，划清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边界。过去在司法实践中，不乏权力过度干预司法的先例，“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的质问时常可闻。全会提出，要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对司法独立性的强调，为下一步司法体制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第四，对司法制度进行了结构性优化。全会提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司法机构，对于警权、检察权和审判权之间的平衡，解决现实当中存在的地方干预司法问题意义重大。其作用不仅在于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也有利于构建统一的、跨区域的市场环境，从中可以获得司法制度优化带来的经济红利。
第五，提出了培养普遍的法治意识的具体方法。依法治国，不仅需要上层建筑的改进，还需要所有社会成员遵守法治的自觉意识为基本。全会提出，“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为此，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支持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法律不是高高在上，而须立足于民众当中，这对于缺乏法治传统的社会来说，确是培养法律意识的应有路径。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治政内涵的丰富和对法治社会的注解，凸现了法治在治政中的主导地位，这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最需要跟进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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