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规定学生该剪什么发型，不是问题；要求违规学生改变发型，也不是问题，而且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请理发师到学校，临时安排一间理发室，理完一个放走一个。这样处理，学生的情绪反弹不会那样激烈，也不致引起舆论风波。但是黄副校长不认为这是一个单纯的发型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黄副校长看不惯学生哈日哈韩；他更是把文化趣味上升到人的品质问题：哈日哈韩，留长发，“像那些社会上的流氓、痞子形象。”
显然，黄姓副校长多少是把韩日流行文化视为敌人了；而留长发的学生，用一个通行的词语，是敌对文化的载体。如果有这种敌视心理，黄姓副校长在规范学生发型时，对日韩文化的敌视心理很容易下意识地转移到“载体”身上，语气措词都会让学生不能接受，这样，“教育”的效果就不难预料了。
抵制韩日流行文化，黄姓副校长的武器是“示众文化”。用广播把学生召集起来，围观剪发，是用示众的方法给留长发的学生施加心理压力，即强行把羞辱感植入学生内心。被剪两刀后，还要到校外理发室去剪完。顶着参差不齐的头发，跑到校外，是又一个示众过程；若被人问起，学生的感受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犹如伤口上撒盐。
日韩流行文化，以资本为强大后盾，与时尚消费文化互为表里，借助无孔不入的网络与电视渠道，进入年轻人的视野，俘获他们的兴趣，要让中学生完全与之隔绝，是不可能的事情；用强制、示众的手段，更是把学生往流行文化那边驱赶。
一般来说，年轻人对流行文化的兴趣，是有阶段性的，也是不断变换的，并不如黄副校长想像的那样，对学生品质有那么大的腐蚀力；少数学生因沉溺于流行文化而影响学习倒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流行文化对中学生有这么大的裹挟力？为什么往往让教育显得左右支绌？至少有一点，教育要向流行文化好好学：流行文化对接受对象的认真研究，对消费心理的准确把握。教育显然是比推行流行文化难度更大的事情，对教育者的要求更高，但是，我们的“教育”方法往往比流行文化的推行办法更简单，甚至粗暴，让学生感到畏惧而不是亲近。黄副校长说自己是为学生好，其实他是在为渊驱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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