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政改的决定日前公布，香港泛民阵营一片骚动，异口同声不惜以最激烈的语言指责中央。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在《决定》公布当天即赶往香港出席第二天的简介会，在李飞发言后的答问环节，公民党主席余若薇在书面提问中竟公开质问李飞“为何中央背信弃义”（但并没有说明中央到底给过公民党什么承诺），其无礼与蛮横，与自命“蓝血”的公民党一直标榜的理性和风度相去甚远，令人咋舌。
我和读者一样，过去都曾对某些人或事作出过激烈的反应。激烈的反应背后，除了愤怒，也许还有恐惧。这次我不禁追问：如果香港的民主派在这一刻害怕，他们在害怕什么？
一个或许听起来有点反直觉的答案是：他们害怕普选的落实。香港的管治困难，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行政主导机制下民意基础相对薄弱的特首及行政会议成员，与经直接选举产生的泛民主派议员之间的紧张关系。虽说建制派议员同样是民选产生，但说到议会斗争和唇枪舌剑，平心而论，建制派议员由于普遍理论素养不足或缺乏斗争/表演经验，确实在泛民主派议员面前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这也导致了一个奇景：特首和政府官员在前往立法会报告时狼狈不堪疲于应付也就罢了，而立法会70席中占43席多数的建制派，竟然在27名泛民议员面前同时也丢盔弃甲。前特首董建华日前感叹，行政、立法机构之间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立法会要负主要责任。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手握民意但盲目阻挠施政的泛民主派议员负主要责任。
与此同时，泛民主派议员非常清楚自己在民意基础问题上的优势，因此某些议员长期以“689”的绰号指代梁振英，正是为了不断提醒市民，梁振英只得到了整个选举委员会1200票中的689票。
更糟糕的是，董建华之后的两任特首曾荫权和梁振英似乎都过分自觉地穿上了“小圈子选举”的紧身衣，施政过程中动作屡屡走样。曾荫权以“务实”掩盖胸无大志，一心只想“做好这份工”（其竞选口号）；梁振英则急于证明自己是全民领袖，上台不久便仓促推出限奶令等讨好本土派的政策，甚至连泛民阵营的理论家练乙铮都指责其搞分离主义。如果说这些举动使得中央对梁振英的表现不能完全放心，或者说感到不满意，我想也不足为怪。需要注意，李飞此次香港之行，特别提醒特区政府“负有重大的历史职责”，似乎颇有深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了避免曾荫权、梁振英的情况再发生，中央甚至可能比香港政坛中任何一支政治力量都更期望加强行政长官的民意基础，这种说法当不致于偏离事实太多。
普选的落实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局面。当500万合资格选民有机会选出了行政长官，而新的行政长官有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不再受“小圈子选举”的先天不足困扰而放开手脚施政之日（记得先把23条立法这事儿给办了），也正是泛民主派整体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之时。立法、行政机关的紧张局面也许仍将持续，但反对派再也无法轻易地以“原罪”轻易否定行政长官的施政。
事实上，随着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公布，民意的压力已经悄然落在反对派一边：如果2017年香港无法落实普选，相信香港市民将会看清，到底是谁为了保证自己的政治空间，不惜否决政改方案，从而剥夺500万人的投票资格；当悲剧变为事实的一天，他们将会真正理解强世功教授所说“中央才是最大的民主派”一语的深意。到那一天，泛民主派支持者中较温和的一群，在失望和愤怒之下抛弃泛民党派，大概也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只可惜到了今天，泛民主派内部讨论得最多的，仍然是怎样通过占中、罢课的技术细节，令旁观者觉得，与其说这是为了向中央施压（戴耀廷也承认了这个策略的失败），倒不如说是为了发泄一时的怨气。但他们同时也很清楚，占中的口号空喊了一年，已经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哪怕最终付诸行动，也免不了惨淡收场。面对盟友昏招频出，难怪同属泛民阵营的汤家骅发出悲叹，表示失望之极。泛民主派不会不知道，自己面前的选择已经不多：要么暂时收起不切实际的幻想，建设性地在人大常委会的框架下讨论竞选的细则，并及时启动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泛民阵营极可能分裂）；要么为党派利益（这一点倒是深得欧美政党政治的要义），剥夺500万市民的投票权，并准备好迎接选民的惩罚。
泛民主派也一定想象过一个很可能发生的，同时对他们来说也是最可怕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下，提名委员会选择了三名既有能力也获得市民喜爱的候选人，而这三人之间经过激烈的公开竞争，吸引了香港市民极高的投票率，其中最出色的一位最终高票当选行政长官。到那一天，等待泛民主派的，甚至不会是愤怒的选票惩罚，而是选民无情的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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