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经过8年反复上诉和审理，福建省高院以“原判认定上诉人念斌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终审裁决被告念斌无罪。被法律界关注多年的念斌案落下帷幕。尽管热度不大，关于此案的讨论却出人意料地持续了将近一个星期。
念斌案的“玄机”在于大量“证据材料”存在搜集、固定上的违反操作规范等问题，因而引起社会舆论，特别是法律界的长期关注。
8月23日《新京报》的评论说：“相较后来的冤案苦主，念斌案的意义在于，促进冤案的昭雪不再那么山高水长。‘疑罪从无’本就是刑诉法的基石，是需要所有法院去尊奉的法律精神。”
针对念斌一案，律师群体似乎是最为兴高采烈的一批人。曾担任念斌案辩护律师的斯伟江说：“正义虽然迟到，但终究没有缺席。我们流泪感谢，一半是欢喜，一半是悲伤。正义的伸张其实也是政府的胜利。”
不过有人并非这样乐观，央视记者王志安认为：“有媒体欢呼什么‘迟到的正义’云云，这是已经事先假定就不是念斌干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疑罪从无’，那可太低级了。”
相比《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王志安未免显得格局小了些。尽管一直与“死磕派”律师作口舌之争，胡总编辑这次显得比较大度：“念斌最终被判无罪，再次证明是合力在推动中国的改变和进步。死刑复核程序的严谨、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律师的‘死磕’等。就律师界来说，希望他们能够总结死磕成功和失败的以往例子，不断增加死磕与中国法治建设核心宗旨的契合度。”
同天《环球时报》的社论还要更委婉一些：“念斌案的改判再次证明，律师在维权案中的'死磕'本身不是问题，这样的'死磕'不时在过去和今天成为司法正义的重要推动力。”
案件尘埃落定，照例欢呼或鼓掌不过一时。此前念斌案的关注度并不算太高，按照寻常的舆论热点转换的速度，讨论热度不会持续太久。然而这次颇不相同。
先是《东方早报》继续在26日发表评论：“念斌案平反了，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司法公正的焦点问题，在一夜间就穿越到美国式‘高冷’的程序瑕疵上去了。”
《新京报》也不甘寂寞，以对全国律协刑事委员会主任田文昌的专访，对念斌案作了再讨论。针对当事律师张燕生“冤案得不到改正，就是因为知错不改”的说法，田律师认为：“对于‘知错不改’，杜绝的根本方法还是完善和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只要有非法证据嫌疑的证据就不能当证据用。”
两天后，《新京报》再发评论《念斌姐姐式的“伸冤”可以复制》。尽管看上去是在回应“念斌案能否复制”的问句，角度却转向念斌的姐姐念建兰并未选择上访途径这一角度。“念建兰的上诉策略很值得称道，她清楚地知道策略与坚持非常重要，一味采用过激手段喊冤没有用，确凿的证据才是翻案的关键。上访翻案的成功几率可能会有，但同时会带来更大的‘威胁’”。
同样8月28日，《北京青年报》以更现实的角度解读念建兰的策略选择：“对于一起已经二审终审，只待最高法复核的刑事案件，依靠上访乃至”闹访“而被推倒重来的可能性，实在是非常渺茫，在司法程序中寻求救济机会，反而是仅有的一线希望。”尽管得出了“念建兰的‘成功’，也未必能在更普遍的范围内复制”，作者给出的理由是“普遍的‘信法不信访’，既要求根除司法腐败，尽快实现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也需要公民对法律的普遍尊重和信任”。
尽管看上去给了“不可复制”的结论，但实际上是呼吁公众对司法本身的信任。而司法的权威有赖于严密的证据、合法的程序、公正的审判。从这个角度来说，念斌案是一个好的例子。但促成其结果的积极因素可能仍然需要一个长效机制加以维持，这也是为它何能够引起舆论如此持久的讨论。（文/邱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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