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从王立军到武长顺，两名公安局长落马的同时，其背后的腐败真相则让人“大开眼界”。媒体曾披露，在任期间，武长顺发明及领衔发明了35项专利，而王立军在重庆任期内获得专利共254个，其中有211个是2011年一年之内申请的，平均每1.7天申请一个，其中还包括吃火锅的特殊用具。
平心而论，有些官员本就是“专家出身”，或后来“仕而优则学”，拥有专利不奇怪。饶是如此，身在官衙却能在科研方面“硕果累累”，甚至平均每1.7天就有一个专利，高效至此，仍让人啧啧称奇。说其发明能力秒杀那些爱迪生，都不为过。虑及申请专利的程序成本，还有他们的事务繁忙度，其真实度未免存疑。
要知道，对普通科研工作者来说，申请专利并将其推广，并非易事。单就年费而言，根据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发明专利1至3年的年费是900元，个人申请经减免为135元，单位申请经减免为270元。更何况，专利发明与推广过程中还需要人力与物力付出。在此情境下，海量发明更显惊人。
而事实也证明，王立军、武长顺们所谓“学者型官员”的光环，不过是另类腐败的掩体而已。他们无论是搞发明，还是借发明专利牟取私利，其实都跟靠真才实学的发明没太大关系，更多的是借权“生蛋”。
应看到，对“贪腐发明家”而言，他们的很多专利都是以单位名义申请的，且是利用自个的一亩三分地搞发明。像武长顺，35项专利中仅4项为单独发明，31项为多人共同发明。这其中，涉事官员究竟有多少参与度，贡献了多少智识资源，还是个问号。若专利是清汤寡水，相信王立军、武长顺们也不会染指，可据《专利法》规定，专利所有权属于单位或公司的，专利推广应用后，发明人一般可获得2%到3%、最多不超过5%的报酬。除了专利报酬，还有灰色回扣。
事实上，无论是王立军，还是武长顺，发明的许多物品都是警用的，也即在其职权辐射范围内。他们搞“发明”，“醉翁之意”或在于背后的专利腐败链条：官员可以个人或分管领域团队的名义“搞出”技术发明，并申请专利，通过掌握的行政资源疏通关系，快速获批，随后将名下专利以许可使用或转让方式授权。有的还可以影响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事宜，通过定向采用相关专利技术及获取专利使用权的关联公司，获得高额的国家专利补贴、单位奖励与推广效益分成、关联公司专利使用费、专利应用约定分成等等。
在这里面，有些疑问注定挥之难去：王立军、武长顺们的有些专利，“技术含量”并不高，可为何就能轻易过了专利审批这关？尤其是对于“每1.7天一个专利”的“神速”，有关部门就没有过怀疑，还是说看人下菜碟，为其开后门，一律“快速获批”？再者，除了涉事官员外，还有哪些人配合其“专利腐败”的演出，为其推广做“鼓手”？……这些都不可不查，本质上，允许有些官员“近水楼台”插手专利，也是在挤占科学发明的空间与资源。
也正因“贪腐发明家”权力的长袖善舞，而有些人又为其作嫁衣裳，才会衍生出“每1.7天一个专利”式的笑话。而基于其寻租的本质，将其纳入反腐框架下，进行制度补漏，显然极有必要。比如说，针对《专利法》中“专利申请人无身份限制”与《公务员法》中“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衔接上的罅缝，明确对非科研从业者的公务人员作出限制；还有，对于具有某些专利权属的公司在项目竞标时，要严格审查相关专利发明人与项目之间的关联性，采取“相关避嫌”制度约束等等。
也只有将漏洞严丝合缝地堵上，才能堵住某些官员的“以专利谋私利”的腐败之路，也捍卫附着在专利发明上的科学性与严谨性。（佘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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