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在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的发布会上表示，未来改进院士候选人推荐（提名）方式，完善院士增选机制，强化推荐者责任，加强学术界内部会议。配合有关部门实行院士退休制度，规范院士兼职和相关待遇。
作为学术界的最高荣誉，院士一般被授予最杰出的科学家，代表着一个国家科研领域的最高水平。正因为如此，保障院士队伍的质量和声誉，对于推动科技事业发展意义重大。完善遴选机制、畅通退出机制，无疑是其中的关键环节。
毋庸讳言，畅通院士退出机制的呼声由来已久，不仅坊间多有议论，不少院士也为此奋力疾呼。其中，广为引用的例子有两个：两院院士中，获准退休的仅药理学家秦伯益一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向任职多年的北京林业大学提出退休要求，却被拒绝，原因是党委书记和校长表示:“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院士制度内部释放出退出信号，自然分外引人关注。
院士退出的身不由己，其实也不难理解——荣誉称号虽然是院士自己的，但光环效应足以使其所供职的单位获益匪浅，更为重要的是，有了这样一面“金字招牌”，往往意味着在科研资源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正因为如此，不少地区和单位纷纷为院士开出优厚的加盟待遇，对于那些已经拥有了院士的单位来说，即使萌生去意的院士甘愿“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用人单位也很难轻易“作别西天的云彩”。
由于掺杂了太多利益纠葛，不仅院士退出殊为不易，甚至就连遴选制度本身也饱受质疑。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受审时曾语出惊人地表示，他将受贿的巨款用于为参评院士做准备，因为这个事情“需要用钱”。虽然张曙光此番供述未被证实，不过，由此却引起了公众对院士评选过程的普遍忧虑。这样的忧虑显然并不多余，既然院士头衔能给个人和单位带来诸多好处，用什么来避免单位倾尽全力为之“铺路”，个人动用腐败资源试图“公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院士制度的要求，主要就是要突出学术导向，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改进和完善院士遴选机制、退休退出制度等。实际上，这些也正是不久前两院院士章程修订的主要内容。从维护院士队伍自身形象来看，如此正本清源之举无疑十分必要，不过，若是从实际效果来衡量，院士减负的关键恐怕在章程之外——“不必要的干预”多半源自放不下的利益，如果利益分配机制不能调整，即使院士机制足够完备，另有所图者也很难就此“洗手不干”。
近年来，科研经费黑幕不时曝光，中科协一项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究其原因，我国并没有关于科研项目立项、审批、经费使用、监管责任的系统法律。立法的缺失，直接导致科研项目管理的混乱。目前，科研经费分散掌握在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拨款的主要方式是项目制，即申报项目，审批通过立项后拨款。这些部门既是科研经费的发放者，又是科研项目的审批者，由于掌握科研经费“生杀大权”，“跑部钱进”因此层出不穷，跑冒滴漏、弄虚作假因此也应运而生。
院士头衔不仅是一个至高荣誉，同时也是争取经费的有力“砝码”，如果科研经费分配机制本身无法得以调整和完善，“奇货可居”的院士很难真正回归学术。扭转这样的局面，不仅需要剥离科研经费的发放权与审批权，而且应当引入公平、公正、公开的外部审计制度，只有摆脱了“摇钱树”这样尴尬的身份，院士才能真正远离权力与利益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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