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最近刊文披露，近年来，“中国自杀率已跌至世界最低行列”、“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香港大学最新的研究报告称，在2002至2011年间，中国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10万人9.8例，降幅达到58%。其中最大的转变在于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该研究报告主要起草人、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主任叶兆辉告诉记者：“历史上还从未有哪个国家的自杀率出现过如此迅速的下降。”（7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城市中和“自杀”有关的新闻也并不少见：官员、商人、媒体从业者、以及老人……“自杀”二字频频见诸报端。但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自杀并没有成为这些新闻中的主角。过去，世界卫生组织曾有数据称：自杀在中国成为第五大死因，且居年轻女性的死因之首。其实，如今颠覆性的改变并不“诡异”，因为自杀率的下降，最主要的贡献来自农村年轻妇女自杀率降低。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到城市打工，多元价值观使她们的观念越来越开放，抗压性也越来越强。
报道中一位农村女子自杀被救的例子值得关注。山东女子张某面对着经济负担、疾病困扰以及社会压力，选择了自杀以求解脱。幸运的是，她喝下农药后，立即被发现并送往医院，活了下来。有人问她是否还会有自杀的念头，她不假思索地摇头说：“太贵了！”因喝农药自杀住院和急诊花了1万多元，这对靠种地和捡拾煤块为生的农村妇女来说，成本太高，实在不堪承受。这一近乎网络段子的黑色幽默却令人笑不起来。
就像农药毒性下降、假冒伪劣农药对降低自杀率有所贡献一样，救命钱太贵吓住轻生者，歪打正着拯救了生命，对个案来说是件好事，却是对药费贵乃至社会保障缺失的反讽。多年来，农村流传顺口溜：“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等等，都折射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无奈。虽然新农合制度实现了全覆盖，初步解决了农民求医问药的困难，但尚不能完全实现医疗保障的公平化目标。
固然，酗酒自杀等原因支出的医疗费新农合基金不予报销，体现了制度的良知。但要注意到，目前老年人的自杀率居高不下，多是因有生活困难、心理疾病等身心疾病导致的。应扩大医保享受人群与病种，将因生活窘迫和心理缺陷自杀导致的救治药费纳入报销范围。还应通过改革，使医保与户籍脱钩，让农村人口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保障待遇。更重要的，强化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切实发挥社会救助的托底保障功能，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果如是，不但能继续大幅降低自杀率，而且使弱者体面、有尊严的活着，活出安全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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