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银监会调整存贷比计算口径。
“七一”前夜，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新闻莫过于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不过，若以新华社公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程来看，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才是中央高层立足“治本”的当前首要任务。
社会公平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首选突破点，财税体制改革关系重大。
对于前者，会议通报中有两个表述值得关注，其一是“优化税制结构”，其二是“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
众所周知，近年来，“结构性减税”呼声日益高涨，在一些经济学者看来，税制改革之必要性远大于其他刺激手段。目前，经过国务院批准的营改增行业已扩至铁路运输、邮电通信，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现代服务业也已纳入全国范围的试点，而从政治局提出的目标——“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来看，试点地区和行业有望进一步扩大，并可能在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方面有所动作。
对此，在今年3月的两会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有预告：“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下一步要做的是把分项征收改成综合所得税，简单地提高起征点的做法并不公平，不能体现每个家庭的差异。一个人一个月挣五千块钱不多，自己生活还不错，但是一个人挣五千块钱同时还要养一个孩子就很艰难。”
此外，根据新华社所属《经济参考报》昨日披露，房产税的立法已经开始制定，草案框架争取年底拿出，而遗产税由于技术上不能成立，现在还不能开征。
当然，营改增对于地方政府尤为重要。作为地方政府掌握的几乎唯一的主体税种，营业税收入大致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一半，而当前增值税收入按75：25在中央与地方财政之间分享。
对此，承接三中全会《决定》，政治局重申了堪称慎重的具体表述：“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据此，经两年多的营改增试点后，中央高层倾向于逐步上收目前足额返还地方政府的增值税，更多使用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的方式弥补地方财政缺口，遏制“跑部钱进”现象。据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分析，未来可能有两大动向：“或扩大资源税范围，加快推出环境税”；“社保、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或上收中央，跨区域基础设施以中央为主，减轻地方负担，遏制其债务扩张冲动。”
差别落户
户籍制度事关亿万民众，用政治局会议通报中的原话来说，“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针对中央提出的“差别化落户政策”，管清友提出“弱化户籍、有序落户”这两个现阶段重点：“剥离部分附着在户籍上的公共福利，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由主要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向对常住人口提供转变”；“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新型户籍制度将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到2020年基本成型，城乡人口流动将更加便利。”
目前，各地户籍制度改革正沿这两个方向进行。4月以来，广东、海南以及武汉、无锡等地区都推出户籍制度改革“新政”，如广东规定，凡在城市有固定住所、就业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均可在广东大中城市落户；武汉规定，7月1日起，毕业超过2年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或留学回国人员，在武汉就业创业，只要具备本科或研究生学历，提供学历学位、劳动合同、1年社保缴纳证明及合法住所证明，均可在武汉落户，此前，毕业2年内在武汉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才可在武汉落户。
与此相比，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相对慎重。
刺激加码
与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同期出台的，还有银监会调整存贷比计算口径。而正是这个看上去只涉及小数点的内部通知，蕴含着“微刺激”改革信号。
存贷比即银行贷款总额/存款总额，以75%为监管上限，用一个通行的比喻来说，就是绑在银行身上的“沉重镣铐”。银行既要满足存贷比不超过75%，又不愿减少贷款，只能抬高存款扩大分母，降低存贷比。拉存款“冲时点”在传统考核时点的月末、季末、年中、年末尤为明显。
据新华社发布的数据，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比为65.9％，虽离红线较远，但有多家银行存贷比逼近红线。2013年末，招行存贷比达到74.44%逼近红线，民生、浦发、中信、光大等也都超过70%。
很明显，此番调整计算口径，把大额存单计入分母，就是要刺激整个银行业的贷款积极性，缓解紧张的流动性现状，尤其是打破商业银行对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的保守意愿。最近一段时间，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局部流动性紧张不断，调整存贷比计算口径就是为“宽信贷”实行政策铺垫，助力李克强总理此前所说的“下半场勇夺佳绩”。
而据《人民日报》昨刊《又到年中，银行揽储忙不忙》中的说法，应当“客观看待存贷比”：“要维护银行业的安全稳健，适应银行资产负债多元化的趋势，恐怕需引入更科学、更综合的风险监测指标，并积极推动《商业银行法》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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