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除了巴西世界杯，估计没有什么比高考状元更能拨动国人心弦的了。
高考分数鲜鲜出炉，不少媒体立马聚焦高考状元的各种生存状态：有人关注“状元”的性别比例，有人遥望“状元”毕业后的人生远景，其中一份调查特别关注到中国高考状元的大学专业选择。6月18日，中国校友会网发布《2014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针对1952—2013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近3000名高考状元的求学与职业等状况展开最新追踪调查及研究分析。网上网下，不少人都在据此热议状元为什么喜欢选择“赚钱”的专业。
照例的，一边是热炒，一边就是反对热炒。比如6月24日，也就是高考成绩放榜之际，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教育厅联合下发通知，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炒作中、高考“状元”及高分数学生。就在前几天，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致信媒体人，呼吁理性报道，不要炒作高考“状元”和“升学率”。他认为这样的炒作无形中给地方教育工作者和广大校长、老师施加更大的升学竞争压力，社会氛围也由此更加扭曲，极端功利主义的教育观甚嚣尘上。
相印成趣的是，2014年各地状元信息还是伴随着“学霸”等赞叹如约而至，媒体为我们呈现了如下一些片段——比如，6月23日凌晨4点30分，正在熟睡中的龚晓曦一家突然被手机铃声吵醒，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010开头的号码。“你好，我是北大的老师，你家的龚晓曦是今年湖北省高考的理科状元，请问有兴趣报考北大吗？”又比如，去年辽宁高考文科状元刘丁宁入读香港大学一个月后放弃72万元全额奖学金，选择复读，希望追求更纯粹的国学，梦想进入北大中文系。今年，她以666分再次拿到辽宁省高考文科最高分。
这是让人尴尬而悖论。
较真起来，炒作高考状元，好像都是“理念偏差”。教育部隔三差五都要敲一敲“禁令”，地方考试院也会把分数捂得很严实。不过，一旦到了发榜的时日，各省状元的名号及头像，还是会“一个都不能少”地翩然而至。这些年，年年都在为“状元热”降温，但这就如减负的传说一样，基本还是各不相干，你降你的，它热它的。
高考状元常热不休，说到底，恐怕还是三个层面使然：一者，早在2004年起，教育部就明确叫停炒作高考状元，要求不得对高考升学率及高分考生进行宣传，违反规定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相关学校将被严肃处理。只是，十年倏忽而过，年年状元年年炒，有哪个地方教育部门与学校因泄露高考信息而被“严肃处理”？二者，校长老师们的压力，显然未必来自“炒状元”，而来自教育行政部门依托高考成绩而练就的指挥棒与政绩观。所谓“极端功利主义的教育观”，不是“炒状元”形成的，而恰恰是错位的教育主旨与教学评估体系使然。因此，炒状元，未必是有多大的害处。三者，在中国氤氲已久的状元情结，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动因。“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正因为十数年的憋屈与压抑，才需要为不快乐的求学生涯找个纾解的出口。用最朴素的辩证法观之：状元有多辉煌，求学就有多痛苦。
再说了，有重点校在、有奥数班在、有状元经济与状元政绩的教学硬通货在，就算媒体的嘴巴都用胶带封上，炒作状元这回事就能烟消云散了吗？当然，看起来，媒体是在“炒状元”——不过，火炉与食材早已准备妥当，食客更是垂涎已久，媒体掌勺，不过是顺水推舟。从这个意义上说，别说2014年，就算2015年，想要当真让全社会对高考成绩淡定一点，恐怕都不是太乐观的事情。
也许可以这么预言：“高考状元热”什么时候退烧了，中国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深水区”也才算是真正趟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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