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量繁杂的审批事务性工作中抽身，并不意味着政府无事可做，反而意味着政府应承担更多责任——下放权力的运行状况，不仅关乎民生福祉，更是检验放权正当性的重要标准。
在6月4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一个突出主题是“放权”。会议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促进创业就业，取消、下放新一批共52项行政审批事项，将3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并先期取消一批准入类专业技术职业资格。李克强总理在会上强调：“要通过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坚持依法行政，逐步建立起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去年两会上，新一届国务院承诺将在任期内把国务院各部门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一年刚过，国务院先后取消、下放400余项行政审批事项，完成了承诺5年任务的三分之二。以国务院持续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项目为背景，如何确保简政放权真正释放出民生红利，考验着地方政府的行政智慧。
取消、下放审批权，意味着在拆除门槛之后市场更加开放，由此鼓励民间组织发展、释放市场活力。不过，取消行政审批权并不是取消管理，更不是取消监管责任。根据权责一致原则，地方政府在审批权下放过程中收获的不仅是权力，同时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比起看得见的权力下放，责任分担往往是容易被地方政府忽略的内容。
实际上，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政府职能改革始终坚持“放权”与“监管”并重，早在去年6月国务院分两批取消、下放133项行政审批事项时，就曾明确提出“要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行政审批权运行的监督”。在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着重强调“‘放’是放活，而不是放任；‘管’要管好，而不是管死”。从某种程度上说，强化监管是简政放权的前提和基础，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放就乱”。
从大量繁杂的审批事务性工作中抽身，并不意味着政府无事可做，反而意味着政府应承担更多责任——下放权力的运行状况，不仅关乎民生福祉，更是检验放权正当性的重要标准。特别是对于委托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而言，如果失去了政府监管，承接审批项目的中介机构不免一家独大，由此不仅容易将专业服务变成变相审批，甚至不免与政府部门利益挂钩形成腐败。如此一来，下放审批权不仅不足以激活市场活力，反而会加剧市场混乱。显而易见，行政审批权下放的关键在于健全后续监管体系，由此不仅需要准确划分监管责任，同时有必要制定详细的审批规则以及明确的责任追究。只有强化监督与追责，才能避免政府的监管职责随着审批权一同“下放”，从而避免审批过程因自由裁量权过大出现失控，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就审批权的监督而言，比制度疏漏更值得警惕的是情绪抵触——审批权下放本身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因此不免会损及一些部门或个人的利益，这也是一些地方在中央大力削减审批项目的同时，虚与委蛇甚至变相截留的关键所在。揆诸现实，不少地方虽然建起了政务服务中心等一站式服务机构，但行政审批的关键往往仍在服务中心的大门之外。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少数部门或个人对权力的留恋以及对利益的冲动，更在于行政审批过程缺乏足够的公开透明的运行机制。有鉴于此，除了强化管理之外，不妨大力推进网上审批制度改革，如果所有的审批项目、过程和结果都能广泛接受社会舆论监督，权力截留与寻租无疑将大大减少。
大幅度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已成为继续深化改革的重点，只有确保这些被下放的审批权规范运行，才能在降低政府运行成本的同时培养社会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真正实现李克强总理所说的“释放改革红利，使群众得到更多便利和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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