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东突”恐怖活动进入一个相对活跃期。在新形势下，我国应站在反分裂的全局高度，调动全民蕴藏的力量，制定全方位的反恐战略，全面提升对于“动态的”恐怖主义的打击能力，以更加有效地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目前，我国在反恐怖斗争中必须处理好五个重要关系。
第一，打击恐怖主义与维护民族团结的关系。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交织、叠加。新疆境内本属正常的社会矛盾可能被恐怖分子炒作、诱导、歪曲为民族、宗教的冲突，人为造成汉维不两立的局面。在反恐过程中，我们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防止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宗教挂钩，大力维护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否则，反恐就有可能产生“越反越恐”的正反馈效应。
第二，高压严打、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对“东突”势力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同时大力发展新疆经济，这些都是铲除恐怖主义行之有效的“硬措施”。但意识形态工作如果没有做好，党和政府“稳边”、“富边”的政策会被丑化，如“西部大开发”、“援疆”会被曲解是“对新疆资源变本加厉的掠夺”。“软实力”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在新疆，我们要团结一大批具有高深宗教造诣、深孚众望的爱国爱教人士，打击“地下讲经点”，防止极端思想在清真寺、监狱、学校等特殊场所传播，发展社区矫正制度，加强网络监管，挤压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生存空间。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不根除，恐怖组织就如同癌细胞一样，不断复制自己。
第三，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关系。反恐工作要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实现对恐怖主义的全社会打压。反恐不能仅仅依靠军队、武警与公安干警，更依赖于有效组合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形成协调治理的网络。无处不在的公众可以在工作、生活中第一时间发现恐怖分子的蛛丝马迹，协助反恐专业部门，将恐怖行动消灭于萌芽状态。压制恐怖主义的网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可以做到常备不懈，具有灵活性、协调性，有效应对网络化的恐怖组织，变“以等级组织应对网络”为“以网络应对网络”。
第四，反恐与应急的关系。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开始建设应急管理体系，形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急机制。恐怖袭击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类特殊的突发事件。各类突发事件的应对都离不开消防、公安、卫生等救援队伍与资源。反恐部门要保持自身在情报、侦察、打击等方面特殊性的同时，可立足现有，赋予已经成熟的应急管理体系以防范、应对恐怖主义的职责与功能，努力构建反恐预防与预警机制、信息报送机制、决策处置机制等，促进反恐与救灾的融合。
第五，预防与应对的关系。反恐要以预防为主，但应预防与应对并重，既强调危机管理，也强调后果管理。当恐怖事件意外发生后，我们要具有强大的响应能力，广泛开展社会动员，调集各方面的力量，有序、有力地处置，将其影响后果最小化，快速恢复社会运行秩序。(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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